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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公遗骨记
作者:陈桂棣 春桃   发布于:2014-10-22 13:28:47   点击:8672次
                           包公遗骨记

                                          陈桂棣 春桃

 

陈桂棣 男,安徽蚌埠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其作品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当代”文学奖等奖项。现供职于合肥市文联。 
   春桃 女,湖南醴陵人,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创作涉足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电视剧等领域,其作品获“当代”文学奖。现供职于合肥市文联。 
   
  【责编手记】   
  一 
  包公的遗骨,在他的故乡合肥,曾经难寻安放之地;世人对包公的怀念,竟然难有真实的寄托。这样的故事,让陈桂棣和春桃知道了,当然放心不下。 
  几年前就有写作的心思。只因为“三农”问题吸引了他们的目光,耗费了他们这些年的全部心血,才搁置下来。“三农”之后,很多读者都希望他们再一次“振聋发聩”。那也是他们的愿望所在。我知道,他们为下一个选题,也做了很多前期调查。本想再接再厉一鼓作气,没想到在过去的一年里,经历了一些意外,搞得身心疲惫,短期内实在没有精力做再一次冲刺。 
  转告所有关心他们的读者,他们真的不忍心让你们失望,在又一次“振聋发聩”之前,他们真的很需要休息调整。借助这次休息调整,他们也正好了却一桩多年未了的心愿。 
  那是他们作为包公故乡的作家,实在搁置不下的心愿。 
   
  二 
  征得桂棣和春桃同意,我们将这部作品定性为“纪事”。 
  之所以不沿用“报告文学”,是因为有太多的疑惑。说声名狼藉太过分,但的确有太多的读者早已经不习惯报告文学的“高屋建瓴”、“滔滔不绝”、“振聋发聩”。通常的“报告”,应该有三种角度:1.平等的告诉;2.下面向上面的汇报;3.上面对下面的教导。但既然有了“告诉”和“汇报”,所谓“报告”,实际上就剩下“教导”的意思了,所谓报告文学的“报告”,大约也是这个意思。 
  多少年前,没有改革开放,思想没有解放,我们都很蒙昧,且承认自己蒙昧。期盼启蒙,期盼教导,期盼振聋发聩,如久旱的禾苗盼甘露。报告文学所以应运而生,那滔滔不绝的慷慨陈词所以让我们热血沸腾,那义正词严的报告文学家所以让我们敬仰。二十来年过去了,现如今,我们已经不蒙昧了,至少以为自己不蒙昧了,连北京的出租司机都能够滔滔不绝了,再听报告文学家滔滔不绝,会是什么感觉?会觉得自己傻还是报告文学家傻? 
  或许,这就是我们反感报告文学的理由? 
  其实,我们远没有自以为的那么聪明,我们还常常需要启蒙,需要振聋发聩。只是希望作家的确比我们聪明,所“报告”的思想和故事的确能够振聋发聩。即便如此,我们也不希望居高临下的磅礴口吻。 
  桂棣和春桃这回讲的包公遗骨故事,与农民故事相比,离振聋发聩远了。所以他们试着用平和的口气讲述,也希望我们用平和的心态阅读。这也是他们同意将作品定性为“纪事”的初衷。 
   

第一章 一公三里   
  安徽省的省会合肥,古称庐州府。自秦嬴置县,已逾两千年。这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古城了。 
  合肥城东南十五里,史书上称其为“公城乡公城里东村”,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这里就叫它合肥市郊区大兴公社双圩大队黄泥坎村生产队。现在虽说它已是黄土裸露,几无树木,在早却是草木葳蕤,松柏森然。其周遭皆为开阔的平畴之地,惟独兀兀然隆出一个缓缓的岗头,这岗头虽不似峻拔的山岭,亦无峭崖矗削的惊心动魄,然而却也地势高亢,气宇非凡。 
  就在这气势非凡的岗头之上,长眠着闻名天下的“包青天”包公。 
  包公生前大家就尊称他为包公了。宋代称呼做官的人,通常是姓加上官名。开始时,人们称他包待制、包学士、包龙图;在他调任开封府尹后,由于他革除陋习,撤销门牌司,让老百姓直接进入大堂诉说冤情,于是,人们开始称他为“包老”。还编排出民谣:“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后来包公进入“二府”,成为北宋最高决策机关的成员之后,虽贵为宰辅,但他的衣着、饮食和器具,却依然“如布衣时”,人们于是尊称他为“包公”。如今,一千多年了,人们相沿不改,一直就都这么叫着,以致许多人甚至不知道包公的正名叫包拯。 
  一千多年来,岁月延宕,战乱不断,黄泥坎屡遭兵燹,包公墓也早就被破坏得残碑断碣。但历朝历代又都不乏修缮之人,每每又使其焕然一新。历史上这里似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大凡庐州府知府或是合肥县知县来此赴任,头一件要办的事,便是前往护城河边的香花墩上拜谒包公祠。这既是为了顺应民意,更是为给自己的脸上贴金。而且,每年的春秋两季,府学教授和县令也都少不了亲率全体师生出城祭扫包公墓。 
  包公墓其实早在北宋年间就已经名播天下了。只是到了明代之后,在合肥近郊大兴集的包公墓地的附近,又多出了两座坟茔,于是,黄泥坎的岗坡上就有了三座巨冢鼎立相望。当地人会指着另两座墓丘告诉你,包公墓右前方那隆起的坟包,葬的是明朝初年的开国元勋张得胜;右后方突起的坟墓,埋的是大清王朝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 
  也许知道张得胜其人的并不多,他是明太祖朱元璋的一名赫赫大将,最后战死疆场,被太祖敕葬于包公墓侧。 
  李鸿章与包拯本是同乡,光绪八年母亲病故,李居丧回到合肥,目睹自己年少读书时经常光顾的包公祠在太平军的炮火中变成废墟,感慨万千。这位历经过咸丰、同治、光绪三朝皇帝,出访过欧美见过大世面的文华殿大学士,论职位比包公高,论管的事也比包公多。包公生前只留下不过十万字的《包拯集》,而累计足有两千多万字的《李鸿章全集》,则几乎涵盖了近半个世纪的中国近代史。李鸿章对包公尊崇有加,联想到自己多次出面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将给后人留下“卖国贼”的骂名,竟也忍不住掉泪。后来,他独自捐出白银两千八百两,重新兴建包公祠,并在他亲自撰写的《重修包孝肃祠记》中,借包公之名,向世人敞开了他苦涩的心扉。临终时,还一再嘱咐他的后人,要把他葬在包公墓的附近,以表明他精神上以包公为依归,了却他“高山仰止”的夙愿。 
  包公病殁谥号“包孝肃”,张得胜战死后被追封为“蔡国公”,李鸿章去世谥之为“李文忠”。这样,在合肥郊区大兴集黄泥坎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竟长眠着宋代包孝肃公、明代张蔡国公和清代李文忠公三位历史名人,以致被后世称之为“一里三公”。这在中国的国土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尽管三公得到的历史评价不尽相同,但三座巨冢的遭遇却是大同小异的。 
  公元一千九百五十八年,中国的大地上掀起了全民大办钢铁的狂潮,合肥钢厂为扩建第二钢铁厂,李鸿章墓首先被摧毁。因为墓是水泥砖砌的,挖不动,有人就在墓前掏了个沟,直掏到大墓的底下,把里面值钱的东西先搞出来,卖钱炼钢铁;最后将棺材也拖了出来。当时的尸体还没化,有人找了根绳子,套着李鸿章的脖子,把他拖到公路上,暴尸三天,又抛到沟里去。幸好李家的后代趁一个夜里偷偷将李鸿章埋了,李鸿章才落下个全尸,但坟墓却被炸掉。 
  接着,钢厂为兴建厂区的一条铁路支线,蔡国公墓被坚硬的铁轨无情地覆盖,遭到了灭顶之灾。 
  因为包公墓在这之前的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曾被安徽省人民委员会明文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将其置于国家法律的保护之下,才躲过了大跃进年代的劫难。 
  可是,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七年之后,当姚文元抛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后,一场以批臭清官发端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便疾风暴雨般地席卷而至。一时间,包公受到海瑞的牵连,也成为众矢之的。合肥市包河公园中的包公祠被洗劫一空,包公塑像被粉身碎骨,包公后裔世代相传保存下来的包公画像和《包氏宗谱》被付之一炬。研究包公的专家学者随之也犯了弥天大罪,遭到残酷的批斗。 
  “红色风暴”中,负责保护文物的文博干部在“上山下乡”的号召中被驱逐出城市,安徽省博物馆更名为“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简称“万岁馆”。文物安危无人过问也无法过问,作为“省级文物”理应受到保护的包公墓,自然就在劫难逃,很快遭到了令人发指的践踏。 

  先是坟头被扒开,地宫上的条石被撬坏,几场风雨后,墓室内便有了黑洞洞的一池污水。接下来的是盗墓者,他们在寒气扎骨的冷水里硏来硏去,将可能残留的零散碎片,也扫荡一空。 
  到了一九七三年的春上,合肥二钢要建石灰窑,在《安徽日报》登出了《通知》,要让在此长眠了九百七十四年的包孝肃公挪挪地方。 
  《通知》全文如下: 
  合肥市革委会冶金建设指挥部因建设需要,在东郊大兴公社双圩大队征用土地一片(包公墓处),东起合肥造纸厂道路,西至黄泥坎土路,南自铁路专用线,北到双圩大队办公室,上述范围内坟墓急需迁移,希各坟主于一九七三年三月十二日至三十一日前,持当地革委会证明前往大兴公社双圩大队办公室办理迁坟事宜,逾期按无主坟墓处理,特此通知。 
  《通知》的内容是十分明确而又不容置疑的。这在当时,没人会觉出其中的荒诞与野蛮。文化大革命中,一切工作都被看作是“革命”,工矿企业不仅是政府的直属部门,组织上实行的也一律是军事编制。这个《通知》以“冶金建设指挥部”的名义出面,就一点也不奇怪。奇怪的倒是,迁坟的范围已通知得那么具体了,偏偏又要用括号特地注明“包公墓处”,其用意当是不言自明。 
  到此时,“一里三公”早已去其二,黄泥坎上剩下的坟茔中,不是包公本人的,也就只能是包公家族的,“冶金建设指挥部”要墓主迁走的,显然不仅是包公之墓,而是包公整个家族的墓群。 
  在中国,最忌讳的莫过于“挖祖坟”,今天这里要挖的,又将是一个不剩! 
  当然,建设石灰窑就是建设社会主义,谁的祖坟也得让路!只是,合钢二厂的头头们还算清楚,报纸上对清官开展的批判与老百姓心里所想并不一样,还是怕招惹出什么麻烦。他们也还知道包公墓曾经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怕有人注意不到《通知》,就又主动与省“万岁馆”取得联系。 
  当时留城坚持工作的文博干部吴兴汉,出差刚刚回到馆里,听到钢厂要求迁移包公墓的消息,不禁吃了一惊。“文物保护单位怎么可以随便说迁移就迁移?”他在文物方面的整个思路,丝毫没有受到运动的影响。 
  在安徽省的文博队伍里,吴兴汉算是一个“老兵”了。我们去采访他时,他已经完全从岗位上退了下来,在家颐养天年。新中国才成立不久,还是在皖北区科普协会工作期间,省里刚组建博物馆的筹备处,他就调了进去,搞起了文物的征集工作。一九五四年秋天,中国科学院、国家文化部协同北京大学开办了一期全国文物考古训练班,他便有幸成了一个“北大人”。实习期间去西安时,又正巧碰上对半坡遗迹的发掘,他荣幸地成了其中的一名参与者。学成归来,回到安徽后不久,他就参加了两千五百年前春秋晚期蔡昭侯墓的发掘。当时出土各种精美的青铜器多达四百八十六件,各种玉器及金饰九十八件,这事轰动了中国的文物考古界!那时候出土的铜鼎、银壶,至今仍是安徽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当吴兴汉护送那些出土文物到北京故宫的保和殿去展出时,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曾激动地说:“这真是动人心魄的重大发现!” 
  现在,包公墓要动迁,吴兴汉感到不可思议。他起个大早,乘坐从市政府广场开往东郊大兴集的班车,然后心急火燎地撵到黄泥坎。到了包公墓地,吴兴汉一路上悬着的那颗心,竟好像被谁猛地从胸腔中掏了出来,又重重地掼在岗头上。他无论如何想象不到,眼前竟是一片凄凉而又狼藉的景象:虽然尚有十几座大小不一的土坟丘仍原封不动地凸现在那儿,包公的墓丘却分明已经被挖开,坟头不见了,原来是坟头的地方,现在成了一个面目狰狞而丑陋的大坑,坑里盛满了肮脏不堪的秽水。 
  这情景看得吴兴汉的眼睛止不住一热,差点落下泪来。 
  问附近的农民,农民说,这包公墓早在五年前就被人挖开了。 
  看来,包公墓已无法实施保护,包氏家族的其他墓丘被破坏也只是迟早的事。惟一还可以去做的,就只有对包公墓群进行一次科学清理,以保护好其中的文物,并力所能及地获得比较完整的发掘资料。 
  从大兴集黄泥坎回来之后,吴兴汉就上上下下地忙活开了。 
  不幸中之大幸,省“万岁馆”的领导小组对这事十分重视。他们很快向上级写出了报告。当时安徽省的党政一把手李德生,不仅作出正式的批文,还拨出三万元专款,明确指示由省“万岁馆”、市文化局、合肥钢厂、大兴公社以及包公后裔联合成立一个“包公墓清理发掘领导小组”。 
  参加现场工作的人员具体名单很快得到落实,顺理成章地,吴兴汉担当起了这项清理发掘工作的主持人。由于这事引起了省市有关部门的重视,《安徽日报》上登出的《通知》中所限定的迁坟日期,就变得毫无意义。 
  包公墓的清理发掘,在中国的文物考古史上,堪称一件大事。却因为发生在那样一个非常的年代,中国所有的新闻媒介,从一开始就对它表示缄默,以致迄今鲜为人知。 
  但是吴兴汉记下了这个不该被遗忘的日子,这项足以牵动世人魂魄的发掘工作,是从一九七三年的四月十一日正式开始的。 


  第二章 挖出了包公墓 
  清理挖掘的队伍很快开进了黄泥坎。 
  省市各有关部门抽调出的人员集中到一块,竟也有三十多位。不能说人手少,但吴兴汉心里十分清楚,除去他和“万岁馆”派来的探墓技工陈廷献,其余的基本上可以说是门外汉。 
  当然,如果用“门外汉”来作比方,又肯定要闹笑话。仅就“万岁馆”抽来的七个同志中,姑娘们就占了一多半。她们不光不熟悉文物发掘工作上的常识,连这场面也不曾见到过,全是馆里在搞井冈山展览和安徽省革命史展览时,从一些单位先后调进“万岁馆”担任讲解工作的。 
  “万岁馆”抽来的方笃生,情况有些特殊。他在以后的发掘工作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最初决定抽调他参加时,他却是极不情愿的。他是个搞旧石器研究的人,在吴兴汉被派往北京大学接受考古工作训练后不久,他也就被派到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去学习。他从事的专业与发掘包公墓风马牛不相及。包公只是北宋人,包公墓也只有八九百年的历史,同“古人类”扯不到一块去。 
  方笃生不想参加发掘组还有别的原因。“臭老九”的帽子还依然戴在他的头上,没事人家都把他这个搞旧石器、古人类的看成是搞“四旧”的,现在要去发掘的又是敏感的包公墓,究竟会引起些什么麻烦,是谁也说不清楚的。 
  好在方笃生确实又是个经不住劝的人,看当讲解员的女同志都被动员了去,才一声不吭地去了黄泥坎。 
  迁移包公墓群,既然是合钢二厂的“建设需要”,工厂基建处的张国麟和王占魁,从一开始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包公墓清理发掘领导小组”的成员。他俩一个长得人高马大,一个又显得又矮又胖。这一高一矮一瘦一胖相映成趣的两位“工人老大哥”的到来,不仅为发掘工作提供了物资供应上的保障,还给大家带来了不少欢乐。 
  在这支不大不小的发掘队伍中,还有两位包公后裔:一个是包公三十三代孙包义旭,族内称他为“毛老爹”,是包公嫡系后裔八十多人之中辈分最高、年龄最长者;一个是包公三十四代孙包遵元。他俩都是包公祠的工作人员。请他们参加包公墓现场的清理工作,考虑的不光是在包公后裔中的辈分,或是年岁。组织上看重的是:两人均世代清苦,为典型的城市贫民,又不认识几个字。如果成分高、文化也高的话,组织上是不可能批准由他们二位作为代表的。这一点,在当时尤为重要。 
  别看“毛老爹”包义旭肚子里的墨水不多,心里却十分清楚。打从三岁那年起,他就骑在父亲的脖子上,年年清明去给包公扫坟烧香磕头;每逢过年,包家阖族都要在包公祠的包公塑像前祭祖。包公在他的心目中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想当初,作为包家的后人,不论走到哪里,人们都以钦佩、尊敬的目光望着他,让他实实在在地感受到身为包公的子孙是值得骄傲和自豪的。可如今,一个早上,包公变成了封建王朝的孝子贤孙,成为被横扫的“牛鬼蛇神”,先是包公祠被砸,接着包公墓被挖,今天还要他参加“领导小组”,彻底清理自己的祖坟。真不知道他有什么感受。 
  合肥市文化局最初派出的汪冰盈,是个女同志。虽然现场上的体力活有民工们去干,可是早出晚归的,中午连个休息的地方也没有,几天下来,还是让她感到吃不消,希望局里再抽调个男同志。就在文化局的领导研究抽谁合适时,才猛地想到了一个人,此人就是早就嚷嚷着想去搞文物工作的程如峰。 
  程如峰是一九四九年二月投笔从戎的老战士,离开部队后被分配到了合肥市委宣传部。参军之前,程如峰就是省立师范的一个高才生,转业后实指望能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却不料屡屡遭挫:先是在市文联负责《合肥文艺》,刚把杂志办起来,“三年困难时期”突然撤销文联,杂志自然就停办了;后调入文化局,在剧目室编剧,刚刚才熟悉编剧的业务,文化大革命又将他赶出合肥,去了远离城市的长丰县杜集“五七”干校,一耗就是五六年光阴。从杜集“五七”干校重新回到合肥,回到文化系统之后,他就毅然决然要求去了文化局,成了合肥市历史上第一个文物专职人员。包公墓的挖掘,正好给了他开始新人生的大好机会。 
  爱动脑动手的程如峰很快成了吴兴汉的得力助手。 
  因为一切工作才刚刚开始,程如峰所具有的能力,一时半会儿还很难让人看得出来。因此,面对黄泥坎上的这支“杂牌军”,吴兴汉的心里一直不踏实。 
  吴兴汉最不踏实的,莫过于眼下这种糟糕的时局:所有图书馆的古籍书库和有关的历史文物均被尘封了。参加到发掘组里来的包公三十三代孙包义旭话虽不多,却明确无误地告诉他,世代相传的包氏家谱及相关的文字材料全在这场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就被付之一炬。就是说,必不可少的前期资料的准备工作无法进行,只能够两手空空,仓促上阵,“摸着石头过河”了。 
  幸好吴兴汉还有陈廷献。 
  陈廷献是洛阳人。洛阳地处中原,为东周、东汉、西晋等九朝的首都,地下的文物极为丰富,古往今来,盗墓者众。陈廷献就是盗墓世家之后,打小就练就一副非凡的身手。他凭借着一种特殊的工具,可以神奇地探入地下,无须先把坟包挖开,便可知道是个什么样的墓,以及那墓的具体年代。解放后,陈廷献弃暗投明,一九五六年被请到安徽,成为安徽省博物馆著名的探墓技工。在轰动一时的寿县西门内春秋晚期蔡昭侯墓的发掘中,曾大大地露了一手。 
  陈廷献操使的那种特殊的工具,如今的文物考古界叫它“洛阳铲”。这是精明绝顶的洛阳铁匠和盗墓者,经过数代人的不断完善,共同创造出来的探墓之宝。那铲头看上去呈半圆形,中空,壁薄,口利,柄儿长,上面接着竹竿、木棒,或是系着麻绳,用它探入地下,就能把数丈之深的泥土取到地面上来,然后,从土的成色上分辨出墓土和原生地。洛阳以外的能工巧匠依样仿造,即便以假乱真,但就是不能从地下带上土来。 
  发掘包公墓,陈廷献自始至终都显得格外兴奋。剥夺一个挥惯了“洛阳铲”的人探墓的权利,这等于剥夺了他施展绝技的舞台。这是陈廷献最感无奈和苦闷的事情。探墓工作已成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有着他人生的价值和荣誉。可是,文化大革命闹腾的七八年来闲得他心里发霉。现在一走上黄泥坎,大伙发现,他那一年四季黑黑的脸膛子泛出了红光。 
  陈廷献的工作是有条不紊的。他从墓群的外围打起,前前后后,上上下下,打出了上百个“探眼”来。地下打上来的土,经过陈廷献认真辨认,结论出来了:上方,有一座主墓,地面上的坟丘最大,高约五米;地下的墓室也最大,长宽均在三四米之间,而且墓室是由坚硬的石料构筑。初步可以肯定,这当是包公墓无疑。 
  主墓的后面,即在“先茔之次”的位置上,有着十几座坟茔,大体匀称地分布于主墓中轴线的两侧。估计这是包公子孙之墓。 
  从“探眼”取上来的土色判断,左下方有一座小坟,远远偏离了整个墓群,又是座土坑墓,凭经验,料定它与包公的关系比较疏远。 
  陈廷献将地下墓室分布绘制成一张草图交予吴兴汉。吴兴汉十分满意。有了这些可靠的资料,他就可以下决心了。 
  吴兴汉决定先从位置卑下、偏离墓群的那座小墓开始动手。这可以理解为他是要先易后难,当然也是一种“投石问路”。 
  这多少也体现出了吴兴汉的个性,他是个做事比较稳重的人。这是他第一次发掘宋墓,宋墓的结构,他一点不了解;包公官至二品,二品官员的地宫会是什么样子,就更不清楚。但是,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如果先从最高最大人人都说是包公墓的那座墓开始发掘,就太冒险了。从陈廷献探上来的地下墓土看,那座孤墓虽小,虽偏离墓群,其土色却是与其他大墓没有多大区别,也可判断为宋墓,因此,来个“投石问路”,无疑是能够摸索出一点经验的。 
  小墓的主人葬得并不深,墓上的封土高约三米,且呈不规则的半球形。从封土,到填土,都不见夯层,更没有发现夯窝,足见入葬时的匆忙和草率。这是座土坑墓,挖起来很方便,派上去的大兴公社的民兵,没费多大的气力,就清除掉了封土,露出了墓坑来。 
  看得出,墓坑的东西两壁略向内倾斜,呈现弧形;坑内的填土均为纯净的“五花土”,即“墓土”,既无夯层,更无任何扰乱迹象。但等到细心地除去棺木上的泥土,大家都吃了一惊: 
  挖出的,居然是一口楠木棺材! 
  楠木棺材的出现,使吴兴汉大为意外:小墓所葬的,分明不是一般的墓主! 
  尽管是土坑葬,尽管年代已经久远,楠木却还算好,透着一种纯粹的咖啡色,而上面原先刷着的黑漆,现在漆皮多半剥落于棺底的两侧。 
  待把棺木周围的泥土完全清理干净之后,吴兴汉又是一怔: 
  他发现,楠木棺材的底板两边,竟然排列有序地悬挂着六个供当时执绋抬运用的大铁环! 
  墓主何许人也,竟然受到如此规格的礼遇?这在他多年的考古生涯中,却是闻所未闻的。 
  越发使人感到蹊跷的是,经过一番仔仔细细的清理之后,只在棺材里发现了一些已经是残缺不全的人骨,却并未寻找到其他器物。 
  没有一点有价值的文物,这多少使得吴兴汉有些扫兴。但是,搞古人类研究的方笃生,他的兴奋点本来就不在有没有器物,而是在遗骨。虽然遗骨并非远古化石,他还是下意识地跳了下去。 
  方笃生认为,在这个临时组建的发掘队伍中,甚至包括吴兴汉在内,没谁会对死人的骨头有兴趣,但这正是他的优势所在。 
  黑糊糊的棺木之中,透出一股逼人的寒气,一直没离开现场的那几位讲解员姑娘,这时早吓得躲到一边去了。 
  程如峰自打来到黄泥坎,就对现场发生的一切怀有莫大的兴趣,发掘工作的每一道程序,他都默默地观察着,研究着。见方笃生跳进刚打开的墓室,他也想跟着跳下去,但还是犹豫了一下。他别的不怕,只怕不懂业务,下去后添乱。后来见方笃生一个人在棺内细心地清理淤土,寻找散落的人骨,心想这种工作还是可以帮上手脚的,这才跳下去。 
  他们从淤土中先后找出墓主的头骨、肩胛骨和肋骨,还找出了大量的人骨碎片。方笃生凭着经验,分别认出了墓主的头盖骨和四肢骨。 
  最后,又一次出现了一桩让所有在场的人都大感意外的事,就在这个小小的墓室之中,居然清理出了两合重叠竖立着的,长宽都在一米以上的墓志石。 
  先发现的那块墓志盖上,阴刻着十二个厚重的篆字:“宋故永康郡夫人董氏墓志铭”。这是宋朝的墓穴无疑。但“永康郡夫人董氏”是谁?没人知道。 
  再看另一个墓志盖,程如峰惊得眼睛都直了。他分明发现,那上面清清楚楚地阴刻着十六个同样苍劲的篆字: 
  宋枢密副使赠礼部尚书孝肃包公墓铭 
  这就是包公墓? 
  这怎么可能是包公墓! 
  当两合墓志石被吊到地面上时,在场的所有人差不多全傻了眼,难以相信,却又不容置疑! 
  一个墓室,一口棺材,放有两个人的墓志铭,这在中国的考古发掘史上尚无先例。但是,这肯定无疑是包公墓,而且,它还是包公夫妇二人的合葬墓。奇怪的是,他们为什么会被葬在这个位置?
  既然这座位置卑下、偏离墓群的极不起眼的小坟丘是包公夫妇的合葬之墓,那么,上方那个又高又大一向被世人公认的包公墓,又会是谁的墓冢? 
  程如峰大惑不解。吴兴汉更是一头雾水。 
  吴兴汉所以避开那座高大显赫的主墓,先找个游离墓群看似卑微的小墓动手,原本只是想摸索出一点经验,最后再去解决包公墓,谁知歪打正着,倒是把包公墓给挖出来了! 
  二十多年的考古生涯,吴兴汉第一次被搞得晕头转向,摸不到北。 
  

         第三章 关于包公墓的三个传说 
  能被人民普遍接纳与推崇的历史人物,不是可以“封杀”的。不仅“封杀”不了,还会物极必反。“文革”对清官的批判,诱发的,只能是人们的逆反心理。合肥人一直将这座古城视为“三国故地、包拯家乡”,并引为骄傲,对包公墓的发掘,显然给他们提供了感情宣泄的机会。 
  包公墓的发掘工作没做任何声张,是静悄悄地进行的,消息甚至还被严密封锁,但依然快捷得有如一阵疾风,一个早上,就刮遍了全城的大街小巷,闹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这可是包公的家乡啊,平民百姓对包公的感情,岂可用车载斗量。有关包公的任何故事,自然都会格外地引人注意。很快,流传开来的有关包公墓的故事,就有三则: 
  一是说,包公生前有一个儿子,这惟一的一个儿子性子还特别的犟,平日总爱跟包公“顶牛”。包公叫他朝东,他准会朝西,包公要他去打狗,他偏偏要打鸡。包公临终时,心想,要是叫儿子做口木头的棺材吧,他准会做成石头的,于是就特意叮嘱儿子给自己做口石头棺材。谁知儿子听了,偏就这一次认了真,暗忖:自己跟老人家顶了一辈子牛,最后一个要求,还能不听吗?于是就真的做了口石头棺材。正因为包公是睡在石棺之中,尸体化不掉,灵魂出不来,就永远不能超生,所以世界上就再也没有出现包公了。 
  二是说,包公墓室里有三道门,第一道门设了暗箭,第二道门灌满了水银,第三道门放有专斩皇亲国戚的龙头铡、专斩贪官污吏的虎头铡以及专斩地痞恶霸的狗头铡。他的墓是太岁头上的土,谁也不好轻举妄动。 
  再就是说,大兴集的包公墓是假的,真正的包公墓谁也不知道埋在哪里。因为,包公生前执法如山,得罪了许多皇亲国戚、贪官污吏、地痞恶霸,这些人对包公恨之入骨,将包公焚尸碎骨也难泄心头之恨。包公的家人心知肚明。因此,包公过世之后,从开封运了回来,家人做了二十一口同样的棺材,由合肥当时的南熏门、时雍门、威武门、西平门、水西门、拱辰门和得胜门,七座城门同时朝外出殡,让人真假难辨,谁也不知道包公最后被葬在哪里。 
  这些扑朔迷离的传说,为包公墓的发掘平添了一层神秘色彩,激发了人们更大的兴趣和好奇心。 
  大兴集在当时已属合肥郊区,平日从市政府广场发往大兴集的班车,乘客并不多,也多半是中途下车。车开出市区后,常常是空空落落,冷冷清清的。可是,自打包公墓群正式探墓的第一天起,这条线路的班车便人满为患。车厢里明明已经被塞得针插不进,一个个全成了沙丁鱼,下面的乘客还大喊大叫地拼命往上挤。不光是这趟班车,凡是市内朝东开的各线公交车,都突然变得火爆起来。许多在合肥住了大半辈子也没听说过黄泥坎的人,也加入到这股潮流之中,滔滔似水,一浪浪向东郊卷去。 
  沉寂了千百年的黄泥坎,一下子变得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发掘现场很快被围了个水泼不进。已经挤进里边的人,想看得更真切,仍不断向前挪动;站在外层的,更是奋力向里拥。于是围观的圈子越缩越小,越挤越乱,一时间,小孩哭,大人喊,最后乱成了一团。 
  就在陈廷献探墓的第三天,整个发掘工作不得不中途停了下来。 
  吴兴汉不得不向市里紧急求援。当天,市公安局就派来了治安民警张西觉。他为黄泥坎平添了一道风景:沿着现场的四周,拉出了一圈用铁丝网架起的警戒线。 
  有了铁丝网,围观的人就都被限定在了“楚河”“汉界”之外。不过,总会有几个好事者,带头撞线。有人敢带头,就有人敢效仿,于是,三三两两,趁其不备,变戏法儿似的,就出现在了网内。这些人不及时规劝出去,更大量的人群跟着就会明目张胆地跨进“雷池”。 
  张西觉太了解这种心理了,他从拉起铁丝网的那天起,就没有脱下过身上的那套警服。他知道,警服的存在,比他的存在更重要。那是一种威严,一种震慑。后来天气渐渐变热了,哪怕挥汗如雨,他也没把警服脱去。 
  合钢二厂基建处抽到现场工作的张国麟和王占魁,不仅及时地提供发掘工作所需要的各种物质,也及时组织起处里的民兵,去配合张西觉。不久,合肥警备区也派来了两名战士,来到黄泥坎协助民警搞好治安保卫工作。两个忠于职守的小战士,因为年龄都不大,又少言寡语,以致我们在二十六年后采访这件事情时,许多当事人竟然都说不出他们的名字。在程如峰提供的一张照片上,其中有一位被喊作“小王”的战士,就站在文物工作者们的中间,矜持地望着镜头,还有点孩子气的腼腆。 
  挖出包公墓志的那一天,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显然还是有关包公墓的那三个传说起了作用。人们都想知道,包公是否真没化尸,睡的是否就是石棺,包公墓室之中是否真有三道门,每一道门是否都设有“机关”。最重要的,也是大家最关心,最好奇的,还是那个七座城门同时朝外出殡的故事,都想亲眼看一看,大兴集黄泥坎挖出的是否真是包公墓。 
  当然,包公墓志的出土,说明了一切。何况,不仅出土了墓志盖,还出土了详尽的墓志铭。墓志铭的撰写者、书写者,上面也都刻得明明白白:编撰包公墓志铭的,是包公的同时代人,同朝同为枢密副使的吴奎;书写墓志铭的,亦是同朝的知国事监书学杨南仲;篆写墓志盖的,同样是同朝“温州瑞安县令”、“甥将仕郎”文勋。 
  一下有了这么多珍贵的文物出土,早想在文物考古的事业上大干一番的程如峰,其激动兴奋之情自不待说。就在大伙忙着现场清理的时候,他就已经为自己安排好了一份工作。只见他把包公的墓志石小心翼翼地搬到附近一个坟包的旁边,照着原样拼凑好,找来抹布,蘸着水,一点一点地,把志石上的淤泥擦去。渐渐地便看清了,志石上留有明显的打击痕。 
  碎成五块的墓志石有明显的打击痕,表明包公的墓志曾经被人破坏过。 
  谁会对包公怀有如此深仇大恨?这事究竟何人所为?这些,不可能会在短时间内搞清楚。 
  程如峰花了整整两天时间,将包公墓志上的淤泥彻底清除干净,这才发现,要把志石上的那些刻文完整地记录下来,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由于时间的久远,又由于人为的破坏,上面有许多字漫漶不清。不过,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志石上篆刻的正是包公的生平事迹! 
  现在,再清楚不过了,挖出的这个小坟,正是包公墓。不仅是包公墓,还是包公夫妇二人的合葬墓。因为墓室中不仅出土了包公的墓志石,同时还有“永康郡夫人董氏”的墓志石。 
  然而,当这一点已经确信无疑之时,另一件几乎不可思议的事情,便凸显而出:从事古人类学研究的方笃生发现,全部的人骨,只来自一个人的骨架。这就是说,从包氏夫妇二人的合葬墓中收集到的,实际上只有一个人的遗骨! 
  这遗骨,究竟是包公的还是包夫人的,一时难辨。一口棺材放着两个墓志铭,在中国的考古发掘史上更是罕见。而合葬墓的墓室中又只放有一个人的遗骨,就更是旷古绝今了。 
  更奇怪的是,当程如峰把已经碎成七块的董氏的墓志石往一块儿拼时,结果发现,无论怎么拼凑,它都缺了一个角。他请民工把墓室里面的淤土仔仔细细地又过了几遍筛子,可那缺了的一角却好像被蒸发了,或是熔化了,再也找不到! 
  整个墓坑里的填土,均为纯净的“五花土”,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那种“墓土”,而那些土并没发现有被扰乱过的痕迹。可是,包公的墓志石裂成了五块,董氏的墓志石碎成了七瓣,而且还缺了一角,又分明是被十分恶劣地破坏过。这究竟都说明了什么呢? 
  程如峰百思不解。吴兴汉和方笃生也觉得事有蹊跷。 
  探墓技工陈廷献,虽说在操使“洛阳铲”上有着两手令人叹服的绝活,此刻也是惊得大张着嘴巴,露出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 
  在现场,最感到意外的,可以说,莫过于包公三十三代孙包义旭了。当包公的墓志石还是从偏离墓群的那座小墓中被发现的时候,那一刻,他就呆若木鸡一般地死死地盯着正在往上吊的墓志石。 
  “这怎么可能会是包公墓?”他嗫嚅着,如堕五里雾中。 
  自从记事时起,每逢清明时节,他都要跟着家人到这儿来祭扫包公墓,每次祭扫的可都是最上面那座又高又大的坟墓呀! 
  他的大大(合肥人称父亲),他大大的大大,祭扫的也都是那座主墓。这么说,包氏后裔年年祭扫包公墓,年年都摸错了老坟头? 
  他是亲眼看过《包氏宗谱》的。《包氏宗谱》的文字记载和墓图所画,可全都是那座高高大大的主墓!难道祖祖辈辈世代相传的家谱也搞错了? 
  包义旭向离小墓三十多米开外的那座高大的主墓望过去,目光中,充满着震惊。他眼中那原本熟悉的主墓,突然间变得不真实,变得陌生起来。是呀,夕阳的余晖中,那巨大的坟冢里,埋藏着的究竟是些什么呢? 


  第四章 想起了包河 
  程如峰开始忙碌起来。 
  他知道在挖掘包公墓的现场,自己只是一个门外汉,帮不上什么忙。但自己古文基础还行,曾经接触过一些史书和志书,如果能找到有关包公的一些文字材料,并加以研究,说不定可以助上一臂之力,甚至有可能破译隐藏在包公墓中的那些秘密。 
  这天,他早早地朝安徽省图书馆的古籍部走去。 
  安徽省图书馆建在风光旖旎的包河之畔,但它的古籍部却是在远离包河的逍遥津附近。在那里,有一位程如峰十分敬重的女管理员,他希望能得到她的帮助。 
  这位管理员的名字叫丁宁,出身于扬州的书香门第,终生未嫁。早在合肥市文化局剧目室工作时,程如峰因为创作古装戏,常常去省馆古籍部查阅资料,与丁宁早已熟悉。虽说“文革”以后彼此再没接触,但他听到丁宁在运动初期公而忘私力保古籍的故事,至今想起还十分感动。他相信,那故事不会是杜撰,那符合她的人品与个性。红卫兵扫四旧扫到了省图书馆的古籍部,按照当时的形势,古籍部的许多藏书都将难逃厄运。红卫兵已经在院子里烧起了火堆。但就在一伙人要冲进大门采取“革命行动”时,看上去长得很单薄,浑身透出书卷气的丁宁,突然往门洞里一站,威严地说道:“这里的一切财产都是国家的,谁也不能乱来;要烧,就请烧我私人的!”说着,她把自己用大半生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钱买的书,一摞一摞地抱出来,堆在门口的地上。很显然,她是料到会有这一天的,而且是做了充分准备的。在场的红卫兵,居然被丁宁那凛然正气给镇住了,谁也没敢进去,只把丁宁交出的书烧了个精光。而古籍部的所有藏书都分毫无损地保存了下来。事后,丁宁大病了一场,她是心疼自己的书啊! 
  走近逍遥津时,老远就见古籍部大门紧闭,程如峰的心不觉直往下沉。走到近处才发现,门虽紧闭,却没上锁,他惊喜地走上去敲门。 
  很快,里面就传出了脚步声。走过来开门的,正是丁宁。 
  原来古籍部虽仍未对外开放,但这些年丁宁仍每天按时赶来上班,风雨无阻。程如峰提起运动初期烧书一事,她的眼圈还发红。 
  丁宁说,她早就听说钢厂要建石灰窑,包公墓群要统统挖走,但她实在没有勇气目睹这种场面,因此一直没有去黄泥坎凑热闹。听程如峰说日前已经把包公夫妻二人的合葬墓挖出来了,丁宁眼神有些发呆,隔了好一阵,才自言自语地说道,她同许多合肥人一样,知道包公这个历史人物,最初来自《包公案》里面的那些破案故事。其中不少故事充满着传奇色彩,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因此,包公作为“包青天”的形象,远在儿时就深印脑中。以后在《元曲选》中接触到了包公更多的故事。她注意到,在现存的元戏曲中,十出戏曲竟有七出是有关包公的,无不脍炙人口。再后来,在明代冯梦龙《醒世恒言》、《醒世通言》,以及凌初《拍案惊奇》中的许多章节里,都读到过包公的故事。当然,在中国的老百姓中影响最大的,要数清代石玉昆的一百二十回长篇小说《三侠五义》,和后来被俞樾根据石玉昆口述重编的同样是一百二十回的《七侠五义》了。两部演义,都将包公与江湖侠义扯在了一起,因为其中的故事写得通俗易懂,可读性很强,以致大行于世。这些故事中的包公,离真实的包公已愈来愈远,甚至把他刻画成了白天能断人间是非,夜里可辨阴间曲折,俨然成了阎罗再世。也正是这些戏剧、小说和传说,才使包公这一旷世清官深入人心,并一代一代相传下来,令历朝历代的帝王将相自愧不如,使一切为政者黯然失色。这无疑是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它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上恐怕都难寻其再。 
  她感慨道:“人生苦短,而包公的人生却是长而又长,几乎可与历史并行与并存。他那长而又长的人生,当然不是用生命的方式,而是以清正廉洁、铁面无私的高风亮节!” 
  她说,要动包公墓的消息一传出,她就像被谁当胸扎了一刀。这些日子,她有事无事去了几回包河,不去不知道,一去吓一跳!包河公园里的包公祠、包河藕,还有闻名天下的那个廉泉,无一幸免,均被毁坏,看了让人心寒。 
  谈起祖宗留下来的这些古迹惨遭破坏,丁宁的心情有说不出来的难受。她说,包河原只是合肥护城河的一段,至于这一段为什么称作“包河”,还真与包公有关。一次,宋仁宗赵祯封赏功臣,包公不仅被封为“龙图阁大学士”,还由于包公曾替仁宗找到过亲生母亲李太后,仁宗十分感激,所以又决定把半个庐州城封赏给他。包公却执意不受。宋仁宗很纳闷地问他为什么,包公说:“臣做官,为的是社稷和百姓,不是为邀功请赏。”但宋仁宗执意要赐,包公没法子,便主动要了这段护城河,说是留予后代子孙。宋仁宗听了不免更加诧异。包公解释道:“臣将这段护城河交给后代,自有想法。有了这段河,再富富不到哪里去,但也饿不着,河面虽然不大,却可以养鱼,也可以种藕。那都需要劳动,臣只希望自己的子子孙孙能自食其力,不要做不劳而获的人。”仁宗听了非常感动,就依了包公。 
  这当然是传说。但是北宋年间就建成的包公祠,世代修缮,一直就巍巍然坐落在这段护城河的一块名叫香花墩的绿洲之上。祠堂四面环水,长桥卧波,竹树阴翳,夏日荷花万柄。说也奇怪,满世界的藕,藕丝一般都是很多的,且藕断丝连。惟独这包河里的藕,丝却极少,有许多根本就没有丝,一刀切去,清清爽爽,粉白,脆嫩,光润。这既不是民间的传说,更不是名人的演义,包河里的藕就是这般出奇。因此,包河藕远近闻名,外埠客人来到合肥,总要先睹为快,然后设法先尝为快。由此引发出一个典故来,这就是:包公一身无私,包河的藕竟也一身无丝! 
  丁宁说,随着这场文化大革命,包河已经被彻底毁掉了。 
  聊到这个话题,程如峰的心情同样不轻松。他说,包公祠早先的模样,在包公墓清理发掘现场的工作人员中,除去包公三十三代孙包义旭、三十四代孙包遵元,就数他最清楚了。一九四九年早春二月,他随大别山的游击队进入合肥,分配在皖北军区司令部直属政治处当宣传员,当时他去得最多的,就是包公祠。倒不是因为闲情逸致,而是去为战士们上文化课,讲政治时事。那时候祠堂的回廊里拴着几十匹曾身经百战的高头大马,一个个膘肥肚圆,不时地振鬣长嘶。那情景,现在想来未免有辱斯文,可那是在战争年代,一切又都那么平常。正殿是当时的课堂,有着端庄威严的包公塑像。那塑像白脸长髯,与程如峰脑海中锅底脸、额头有一月芽的包公形象迥然不同。或许正因为此,才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以后脱下军装,转到地方,他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合肥了,包公祠自然便成了他陪伴友人观光游览的好去处。他发现,包公祠很快被人修复一新,殿堂内那高大的包公坐像,已不再是一张白脸,古铜色的塑像蹙眉平视,长须飘拂,倒也显得威严而又冷峻,透出一股浩然正气,使人一看,敬慕之情顿然而生。那时塑像的正上方早恢复成了先前的模样,悬挂着清朝康熙、乾隆、同治和光绪年间分别题写的横匾,让人过目不忘:“高风岳立”、“节亮风清”、“色正芒寒”、“庐阳正气”…… 
   还有几副楹联,写得情景交融且发人深思,程如峰至今记忆犹新: 
  一水绕荒祠,此地真无关节到; 
  停车肃遗像,几人得并姓名尊。 
  凡吾辈做官,须带几分骨气; 
  谒先生遗像,如视三代典型。 
  照耀千秋,念当年铁面冰心建谠言不希后福; 
  闻风百世,看至今妇人孺子颂清官只有先生。 
  包公铁面无私、秉公执法,好比阎罗一样不讲情面,休想打通他的关节;但他当年在河南陈州(今淮阳县)放粮一事,又是一副大慈大悲的菩萨心肠,救济了多少大荒之年的贫苦百姓。因此包公祠的大殿之中,就有北宋时陈州的黎民百姓所赠的一副楹联: 
  理冤狱,关节不到,自是阎罗气象; 
  赈灾黎,慈奄无量,依然菩萨心肠。 
  包公祠的左侧有一六角亭,亭内有古井一口,这便是“廉泉”了。此井之水,清澈如镜。亭壁嵌有石碑一方,上刻《香花墩井亭记》。说昔日有个太守来此游览,喝下这井水之后,头痛不止。原来这个太守是个贪官,才得到这样的报应。故而起名“廉泉”。意思是说,赃官饮此水定会头痛,而清官喝这水则头脑更加清醒。《香花墩井亭记》记下的虽只是一段民间的传说,但“廉泉”毕竟成为了合肥市一道亮丽的风景,寄托着人们对包公这种清官的爱戴和对赃官的憎恶。 
  可是,这一切的一切,已经面目全非。包河公园在“破四旧”的浪潮中已改为“人民公园”,包公祠门楣上原有的“包孝肃公祠”五个砖雕大字,也不见踪影。祠堂里所有的匾额、楹联、碑刻,连同建筑物上的彩绘纹饰,全一扫而光。 
  包公的塑像原是檀香木雕的,轻易砸不烂,有人竟用菜刀将它一块块劈烂,剁碎,抛到了阴沟里去。石碑上那幅巨大的线刻的包公像,也被砸成碎石,最后用水泥镶进了水闸的闸基里。 
  包公祠的照壁墙、山门、廉亭、美人靠等建筑物,不用说,早已作为“封、资、修”,被彻底摧毁;连“贪官饮了会头痛”的廉泉井,也被湮塞如平地。 
  满河的莲藕,荡然无存! 
  包公祠墙上原有好多石碑,“破四旧”并没破光,当包公祠被改作饭店,饭店的工人居然把它取下来,垫在了厨房门口的一堆煤炭的底下。程如峰那次发现后,嗟叹不已,他小心地铲去一块煤,石板上清晰地露出碑文来。他再三恳请在场的工人“手下留情”,希望在这堆煤炭烧完之后,把碑石翻个身,让刻有碑文的这一面朝下,以免在铲煤时,铁铲把字磨损。谁知,隔了几天,当他再去看时,饭店生意不好,已经停灶关门,那块垫煤用的碑石也就下落不明了。 
  包河公园和包公祠,在战争年代尚能幸存下来,却在和平时期被毁之殆尽,这在程如峰的心上投下了浓重的阴影。 
  最后,程如峰说出了他此次前来的目的,说自己参加了包公墓的发掘工作,想查阅一些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希望丁宁能提供。 
  丁宁高兴地说:“这对你倒不失为一件好事。我这就去给你找。”说罢她就走进了密密匝匝的书架丛中,身手敏捷地取着书。不一会,她就把几摞书放在了程如峰的面前。有史书,有地方志,有名人文集,有宋人笔记,真是应有尽有。丁宁十分自信地笑着说:“这都是有包公内容的,慢慢看吧。我给你找的,史料价值都很高,要不就是权威性比较强的。”又指着宋人笔记说,“这些笔记,所记片言琐事,令人警悟,但有时不够确切,需审慎处之。” 
  程如峰虽然知道丁宁聪慧过人,业务精通,在古籍的研究上,曾经受到过郭沫若的夸赞,却没想到她竟如此博学多才,竟然一下子找出这么多的有关包公的书籍,这不能不叫他打心眼里佩服。 
  程如峰望着这些珍贵的古籍资料,感激得不知说什么才好。打从那一天起,他便与逍遥津附近的这个古籍部,结下了不解之缘。 
  他开始研究北宋的历史。尽管过去就爱读这一类线装的古书,但那不过是想泛泛地了解一下中国的历史而已。今天再读它,他就惊喜地发现,这些“故纸堆”确实是解开包公墓中许多谜团最重要的一把钥匙。 
  原来,包公墓志铭的作者吴奎,此人不仅如墓志上所述,与包公同朝,同为枢密副使,还曾是包公同榜进士,其名次也与包公一起排在三十名之内。他们起初同为谏官,曾经联手向宋仁宗弹劾过皇亲国戚张尧佐,后来又一道跻身于“二府”,共同执掌国政。并且他们的性格相似,志趣相投,是包公生前最要好的一位同僚。 
  《宋史》中《吴奎传》一章,就记有不少有关的情况。吴奎为包公编撰墓志铭,应该说是历史上的一件美谈了。 
  包公墓志的书写者杨南仲,更是北宋一位了不起的大书法家,还是嘉年间最高学府国子监分管书学方面的负责人。那时活字印刷还没问世,杨南仲曾组织当朝几位顶尖的书法家,把《诗经》、《尚书》、《春秋》等九种儒家的经典著作,分别用篆书和楷书两种字体抄写出来,刻在石上,作为全国的范本,被史书称为《二体石经》,又称《北宋石经》或《嘉石经》。杨南仲在这件事情上既是组织者,同时也是书写的参加者之一。 
  为搞清包公墓志盖上篆字的书写者文勋,程如峰颇费了一番脑筋,最后是在苏轼的《东坡全集》上查了个一清二楚。想不到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东坡,居然为文勋的篆书艺术,专门写了一篇《文勋篆赞》的文章。说宋代时的妇女手上常爱执一种团扇,文勋画扇的圆圈可以一挥而就,苏东坡亲眼所见,十分惊讶。赞道:“我听说唐代吴道子画如来佛头顶上的圆光,可以一笔挥就,心里总是半信半疑,现在看到文勋画扇,也就相信吴道子名不虚传,世上确实有这等硬功夫。”他对文勋篆书的艺术成就推崇备至,甚至写了这样的赞语:“世人篆字,隶体不除,如浙人语,终老带吴。安国用笔,意在隶前。汲篆鲁壁,周鼓泰山。”说当时人写的篆字,总是免不了留有隶书的痕迹,好像浙江人说话,一辈子都改不掉吴语的口音。而文勋写篆字的时候,是以汲县战国时魏安厘王墓出土的竹书、曲阜孔子住宅里的竹简,以及东周的石鼓和秦代李斯的刻石为榜样。那时篆书还没问世,他的篆字却独得衣钵真传,笔锋圆润,韵味纯正,一点不含其他书体的杂质。 
  如此看来,包公墓志铭由吴奎编撰,杨南仲书写,墓志盖上的十六个篆字由文勋操笔,真可谓萃众长于一石,使得包公墓志石具有了无可估价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一件文物珍品! 
  程如峰还查阅到了包公墓址的重要史料。据《大明一统志》记载:包公墓在“(庐州)府城东十八里”;《庐州府志》又称“参政包孝肃公拯墓,在县东十五里。”历代的《合肥县志》,也都有类似记载。 
  程如峰认为,包公墓离城十八里还是十五里,其实都是一回事。所谓十八里,多半是从知府衙门的石狮子算起的,而十五里则是从合肥城的东门算起的。大的范围看来是没有问题的,大兴集黄泥坎这片墓场,是《大明一统志》上有文字可查的,不仅写有包公墓,而且说明“自子以下皆衬葬”。至于说当时包家为包公准备了二十一口棺材,从合肥的七个城门同时向外出殡,那不过是民间的一个传说罢了。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包氏后裔世世代代祭扫的那个主墓,躺在坟墓里的已不是包公,而不经意地却在一个偏离墓群的小墓中挖出了包公墓志石,一下把大家都搞糊涂了。 
  包公的后裔为什么也会闹出个不知情的荒唐事呢? 
  史书和方志显然都没有答案,翻遍了宋人笔记也寻不到一点儿蛛丝马迹。这天,程如峰找到了包氏后裔中最年长的包公三十三代孙包义旭。 
  包义旭摸着自己的光脑袋,苦笑着,摇了摇头。他同样也说不清道不明。 
  “你们《包氏宗谱》上应该有详细的墓图呀,就一点也回忆不起来了?”程如峰盯着他问。 
  包义旭依然是无言地苦笑。不过,包义旭对程如峰还是很有好感的。这些日子,他每天都和老程一起乘班车赶往黄泥坎,傍晚时分又同搭一辆公交车回到城里。他发现身旁的这位“文化人”,对自己非但不歧视,反倒很客气;对清理包公墓也十分用心,每天都把现场的情况点滴不漏地记在随身的一个本子上,把出土的包公墓志视作珍宝。他觉得程如峰这个人是值得信赖的。 
  包义旭默思了片刻,终于开了口:“我带你去见一个人。” 
  

       第五章 “恩生女” 
  这天晚上,他们在约定的地方碰上头以后,包义旭带路,二人向离包河公园不远的宁国新村走去。一路上,包义旭很兴奋,话也多了起来。他给程如峰谈起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包家内部的故事。 
  他说,包公因为是突然离世,当时的宋仁宗赵祯很是悲痛。仁宗皇帝为追念包公生前的功勋,不仅照顾他的儿孙在朝为官,还特别敕赐了一位“奉祀生”。这个“奉祀生”,通常叫“恩生”,在包氏家族中,历来被看作族长,既负责管理包公祠堂、包公墓园以及有关包公的文物和文史资料,还代表包氏的后裔接待来访的客人。因为“恩生”是世袭的,一般只能由长房长子接任。正因为这个人是一族之长,大家就都尊崇他,也都听他的。过去“恩生”就住在香花墩上的包公祠旁边,所以包家人不叫香花墩,叫它“包墩”。“包墩”可以说是包家的一块“圣地”,天下包氏的后裔没有不知道“包墩”的。 
  他说,最后一代“恩生”,是包公的三十五世孙,叫包先海。包公的画像、《包氏宗谱》,都保存在包先海的手里。据说,那幅包公的画像,是在包公生前画的,大小和真人差不多,白脸,长胡须,头戴乌纱帽,帽翅儿很长。因为包公的个子不高,上朝时文武百官常常挤得他透不过气来,宋仁宗赵祯特地赐给他一顶帽翅很长很长的乌纱帽。这办法很管用,从此以后,再也没谁敢挤对他了,怕碰坏了他的帽翅儿得罪了皇上。那张真人大小的包公画像,从元、明、清,经过民国,一直传到了包先海。那画像平日是用黄绫子口袋装着,放在一个早已磨得发亮的樟木盒子里。每逢农历春节,大年三十,包先海就把画像取出来,挂在包公祠的中堂上。全族人都集中在那里,然后,按辈分一代一代地瞻仰祖容,叩头拜祭。过罢年,画像就又收起来。日本鬼子来时,大家跑反,包先海跑到哪里,就把画像、家谱背到哪里,传家宝是不能丢失的。解放后不久,市文化局一位干部找到包先海,说是要把包公画像调到北京鉴定鉴定,假如真是世代相传,那就是国宝了。包家一合计,猜想这恐怕是要把它献给毛主席,又激动,又舍不得。大家认为送上去后,八成不会再送回来了。包先海就把画像拿到照相馆,拍了一张黑白的底片,然后,印了好些张,一家发上一张,留作个纪念。谁知,有一天,包先海高兴地直着嗓子对大家说:“祖宗像在故宫博物院展览了三个月,又被送回来了!” 
  包义旭说得眉飞色舞,忽然想到了什么,叹了口气,就再没说话了。 
  走进包训芝家,程如峰才知道,自己走进的正是包氏家族最后一代“恩生”的家。包先海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女儿就叫包训芝。包先海原打算在肥东县大包村老家的亲房中间抱一个侄儿做继子,好让“恩生”后继有人,谁知,解放以后包公祠由人民政府接管,“恩生”的事便从此作罢,包先海抱的儿子也就一直没有到城里来。一九五四年农历八月初八那天,包先海去世,包公画像和《包氏宗谱》就都由女儿包训芝保管。 
  程如峰十分希望亲眼看一看包训芝保管的这些东西,但他怕这些东西很难逃过浩劫,所以问得格外谨慎。 
  提起画像和家谱,包训芝话没出口,眼睛就红了。她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包公祠里用檀香木雕的包公像就被合肥工业大学的红卫兵用刀劈得粉身碎骨,两旁原有的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的雕像,统统被打翻在地,连石刻的包公像也被砸毁。后来,合肥教院的红卫兵知道她就是世代守候包公祠的“恩生”之后,大字报一直贴进了她的家。那几天,她怕极了,就主动把包公画像和《包氏宗谱》交给了街道上的居委会。再后来,画像和家谱就全被红卫兵搜出来一把火烧了。包公的画像画在宋代的麻纸上,不大起火,尤其是陈年的画轴,根本烧不动。红卫兵干脆就把它挂在一棵老槐树的枝丫上,浇了煤油烧,烧得狼烟四起。同时被烧了的,还有当年包公的一张任命状和收藏至今的包公生前穿过的一双长筒朝靴。 
  包训芝回忆说,当年包遵年见这场面气不过,抢过扫把要去打学生,结果被学生揪将起来游斗,还被剪成了“癞痢头”。 
  程如峰注意到,包训芝讲这段往事的时候,虽然流露出一丝难过和惋惜的情绪,但并没有明显的不满,甚至很平静。这毕竟还是在一九七三年,令人生畏的阶级斗争,还在“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包训芝岂敢在一个陌生人面前口出怨言。 
  但是,包训芝的家到底是世袭“恩生”,长期处在包氏家族的中心点和制高点上,因此,毫无疑问,她知道的内情,要远比包义旭知道的丰富得多,全面得多,也翔实得多。当程如峰问到包家是否藏有包公墓图的可能时,她想了想说:“没有单纯的墓图,家谱上画有墓图,家谱虽然被烧了,但那本家谱我看到过,大兴集那儿是包公墓不会错。那儿除原先就有的十几座老坟外,后来包家的任何人就不准再葬在那儿。” 
  程如峰追问道:“肥东县的包村,是包公的出生地,那儿还会藏有家谱吗?” 
  包训芝摇着头,说:“不会有了,不可能有了,收藏的谱早进造纸厂了。” 
  程如峰十分懊恼地感慨道:“不管怎样看待包公,包公他毕竟是历史上极有影响的一个人物,有些重要的东西总该保留一点吧。我们不能不要中国的历史,一概否认老祖宗!” 
  这话说得包训芝很感动,一边忙着为客人沏茶,一边回忆道:“六安县东南九十里的双河公社,有个叫包训才的炊事员。他在合肥做临时工时,举目无亲,就把‘恩生’当做至亲,常往我们家跑。我曾问过他,双河包家还有没有家谱,他说有。但说这话已有不少年了,文化大革命以后就没有来往过,那谱也不知在不在了。” 
  包义旭接过话,说道:“这人我也见过,可以写封信过去问一问。” 
  包训芝说:“我就不信谱都给毁尽了。” 
  跟包义旭出来这一趟,程如峰感到收获不小;特别是认识了包训芝这位最后一代“恩生”之后,他朦朦胧胧地预感到,这谱是不大可能被一扫而光的。只要能够看到包氏宗谱,认认真真地研究它,透过它的字里行间,黄泥坎发掘现场“发掘”出来的那些怪事,可能就会捋出个头绪。 
  果然,没有几天,包义旭就悄悄告诉程如峰,六安方面来信了,双河包家的谱还在。程如峰喜出望外。他没想到消息来得这么快,这么令人兴奋。好在六安离合肥并不远,那时的公路虽没今天的好,乘汽车去也只要两个多小时。 
  程如峰说给吴兴汉听,吴兴汉自然高兴,就安排程如峰和包义旭去一趟六安县双河。程、包二人先乘长途客车到六安,在六安又找了辆顺路的卡车。这是一辆蒙着帆布的大篷车,由于上面被遮拦着,后边却是敞开着的,因而车子在那些土路上轧过,扬起的滚滚尘土,差不多就全从无遮无拦的车尾倒灌进来,以致车篷里灰尘弥漫。程如峰和包义旭走下车时,两人不觉都笑了起来:身上的衣服全变了颜色,脸上也罩满了尘土,头发居然全竖了起来,样子古怪得差点认不出来了。说“风尘仆仆”是再贴切不过的了。 
  这样的大篷车一天一班就是那个点,只要事先打了招呼,到站接人是十分方便的。所以,当包义旭还在扑打一身灰尘的时候,早已等候在边上的包训才就亲热地喊着:“老太。” 
  包义旭比包训才高出三辈,包训才喊“老太”是自然的,只是他发现来的并不是“老太”一个人,身边还多了程如峰这么个陌生人。为小心起见,就低声同“老太”商议,为不致引起藏谱人的疑虑,也免得生出什么是非,他希望“陌生人”住在集镇上,他为“老太”带路,先去藏谱人家看个究竟,然后再行决定。 
  包义旭就让程如峰当晚先在镇上住下,等他的回话。 
  见包训才和包义旭如此谨慎,程如峰的心里有说不出来的滋味。程如峰是有备而来的。他没有把事情看得过于简单,来前特地从合肥市文化局开了一张介绍信,目的就是要证明一下自己的身份,至少说明是因公出差,以防万一被人发现说他们这是在搞封建宗族活动,或是企图恢复“四旧”。 
  程如峰同包义旭分手后就留了下来,他找到双河公社,出示了介绍信,公社将他安排进了镇上的招待所。招待所里冷冷清清,很久没有人住了,房间里桌子上的灰尘落了一层;集上也大都关门闭户了,据说只有赶上逢集,小街上才会有点热气。 
  程如峰在寂静得可以听到自己耳鸣的招待所里躺了一宿。 
  第二天上午,他起得很早,把小镇浏览了一遍,随便吃了点东西,就回所等候,心里直犯嘀咕,生怕有个意外。 
  正这么焦虑着,就见包义旭和包训才乐颠颠地走进招待所,说:“谱还在呢。趁现在大家都下田了,村里没人,我们这就走。” 
  程如峰一听,不虚此行,也乐得把手一拍。 
  于是三人出了集镇,沿着弯弯曲曲高高低低的田埂小路,边走边说,说到谱是怎么保存下来的,都开心地笑了。 
  原来,这谱是放在专用的漆木盒子里的。那漆木盒子很有些年代了,又经过了无数人的手,原本黑漆漆的木盒子已变得白亮亮地照人。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到双河时,谱的主人惟恐毁在自己手里,急得几天不敢出门。半夜爬起来,跪在地上向谱磕了三个响头,说声:“老祖宗,对不起你老人家了,就暂时委屈委屈吧。”然后,砸碎了祖祖辈辈好不容易传下来的漆木盒子,将谱塞进一个装化肥的塑料袋子里,藏入床肚底下。因为他平日就守口如瓶,除包家少数人知道谱藏在他家,村里人大都不知情。再加上他家往上数三辈儿都是“贫农”,“扫四旧”的进门转了一下,见他家徒四壁,料定不会有个啥值钱的东西,便没再翻箱倒柜,谱就这样保存下来了。 
  程如峰笑着问:“谱现在还躺在床肚底下?” 
  包训才说:“那是风声紧的时候,现在哪能还丢在床肚底下。” 
  程如峰跟着包义旭、包训才走了大约五六里路,来到了一个不大的村庄。一个被太阳曝晒得很难看出具体年龄的村妇,站在村头张望。显然,她从年龄上已认出了包义旭,老远就唤起“老太”。 
  在她的指引下,三人走进了她的家。 
  家里穷得确实要啥没啥,但热情的村妇却早已把茶泡好了。她在招待三人用茶的同时,轻手快脚地从里屋捧出十几本谱来。 
  这是线装竖排用繁体汉字印制出来的家谱。由于年代的久远,纸早已发黄变软。也正因为它的“古色”,这谱才越发显得金贵。 
  程如峰极力掩饰内心的激动,把十几本谱书快速地查找了一遍,不觉皱起了眉头。这其中居然没有最想看到的内容。“不全吧,”他问主人,“好像还应该有几本吧?” 
  村妇想了想,不好意思地解释说,他男人非常爱惜这谱,每年逢到黄梅季节,他都会把谱翻出来,悄悄地在自家院子干燥的地方吹一吹风。有一年冬天,他随队外出兴修水利,一去就是一两个月,孩子们不知怎么把谱从床肚底下翻拾出来,用谱纸卷了香烟,撕掉了好几本。 
  程如峰听了,心疼得差点喊出声。这时,他还注意到,有许多本谱书的正中间,都出现有碗口大一块褐黄色的霉斑,就问村妇:“这是怎么回事?” 
  村妇笑着说:“那是我拿它盖腌菜罐口搞的。” 
  程如峰叹了一口气,再没说什么。显然,这是白跑了一趟。 
  回到合肥,程如峰把六安双河的情况一说,包训芝却仍有信心地说:“不要紧。谱印得多,不是一部两部;姓包的也多,东方不亮西方亮。” 
  她告诉程如峰:“舒城县的包家洼,岳西县的包家河,都有不少姓包的,大家都有谱,都可以去看看,不见得就会被搞光。” 
  程如峰想想也是。秦始皇焚书坑儒搞得那么厉害,不是照样还有“夜半桥头呼儒子,人间犹有未烧书”吗! 
  

       第六章 包氏家谱 
  提到舒城县包家洼,包训芝就想起发生在他父亲包先海身上的一段佳话。 
  那是一九三八年,日本鬼子占领了合肥,全城老百姓扶老携幼,四下逃生。包先海走得匆忙,哈嘛啷的全部家什都丢下了,却没忘记把包公画像和《包氏宗谱》包裹好,随身带走。经过日夜兼程的奔波,这天傍晚时分,来到的正是舒城县包家洼。 
  包先海事先根本不知道,村子里会住有包氏后裔。他只是无意间发现,有处砖墙瓦房的人家十分醒目,漆黑的大门上,贴着一副鲜红的对联:“庐阳世泽,肥水家户。” 
  包先海一看,心中一热。他高兴地对同伴们说道: 
  “这是我们包家,进去讨杯水喝喝吧。” 
  同伴们奇怪地问: 
  “你怎么知道人家姓包?” 
  包先海有把握地说:“不会错。” 
  同伴们跑反跑得惊惊乍乍的,怕出门在外,人生地不熟,情况不明,冒昧行事不定会惹出什么麻烦,就说:“问清楚了再进去不迟。” 
  包先海虽识字不多,但黑漆大门上红通通的八个大字还是认识的,于是说:“明摆着,提到‘庐阳’自然是合肥,合肥历史上称得上‘世泽’的,不是包公能是谁?‘肥水家户’就更一目了然。” 
  说着,直冲大门而去,走到近前,毫不犹豫地抬手敲门。 
  不一会,里面的一个中年男人应声开门,见是陌生之人,便问:“你们找谁?”同伴们没容包先海回话,赶忙问对方“贵姓”。中年男子说“姓包”,又问他们从哪里来。 
  同伴们愣了一下,这时包先海忙上前答话:“我们是包墩来的。” 
  “包墩?”对方显然听说过,但说话的声音还是显得小心翼翼:“你们找谁?” 
  包先海信口答道:“找你的家长。” 
  中年男子一脸狐疑地望望包先海,又看看随行者,说了声:“你等等。”就进去喊他父亲。 
  包先海见这情景,不免暗忖:若不把包公画像取出来,恐怕喝口水也要费唇舌。眼下兵荒马乱的,逃难要饭的川流不息,姓包的多着呢,接待得起吗? 
  谁知很快就打后屋走出一位老人,老远就大声地笑问:“哪位是包墩的?” 
  包先海迎上去说:“我们都是,为保老祖宗,不得不到处跑反啊。” 
  说着,便取出随身的包公画像。老人见到包公画像,眼睛一亮,情不自禁喊了一声“好”。只见他急退三步,毕恭毕敬地行了个大礼。稍停片刻,这才顾得包先海一行,请他们进屋去。 
  在堂屋,老人小心翼翼地把包公画像挂在正中的墙上,招呼家人烧香点烛,拱手摘帽,向包公画像纳头便拜。边拜,边惊喜有加地道:“真的是老祖宗来了!” 
  村里人知道了也全跑来磕头。包先海这才知道,包家洼原来全是包姓人家,而且全是包公后裔,他们也藏有包氏家谱,可就是没有见过老祖宗的尊容。 
  包先海一行顿时成了包家洼的贵客。从此,合肥的包墩与舒城的包家洼,便一直有着亲密的联系。 
  包训芝很有把握地对程如峰说:“文化大革命前,省人事局一个叫包璋的干部,就是舒城包家洼人,他过去常到我们家来。文化大革命干部下放,据说他调回舒城,在一个‘三线’兵工厂当书记。你们先去找到他,他肯定会帮忙,他在包家洼很有威信,没有不听他的。” 
  程如峰一直认真在听,觉得这位“恩生”之后装有一肚子的故事。他忙追问:“你说的这个厂,在舒城什么地方?” 
  包训芝回忆说:“在舒城县河棚区吧。” 
  “具体叫什么厂?” 
  “好像就叫先锋厂。” 
  程如峰第二天就和包义旭起了个大早,乘汽车直奔河棚而去。车子出了舒城不久,便钻进了山区。一路上,程如峰直担心这趟会不会又是白跑。临近中午,能够把人五脏六腑都颠翻的长途客车,才在河棚稳稳停了下来。 
  他们下了车,一路问过去,想不到,十分容易地就找到了包璋书记。 
  包璋是个爽快人,看罢程如峰递上的介绍信,知道了二人的来意,特别是得知包义旭是包公三十三世孙,高兴得把手拍得啪啪响,连声说道:“好,好,好;行,行,行。” 
  中午,为表地主之谊,包璋盛情款待,摆出一桌子菜。在那个城里人每月只定量供应一斤猪肉的岁月里,这可是很高很高的规格了。 
  席间,包璋对包义旭格外敬重,爹爹长爹爹短的不停口,高兴得喜形于色。程如峰见此情景感慨万分,自己虽与包家毫无瓜葛,却也觉得包璋犹如亲人

  听包璋介绍,程如峰才知道河棚是区政府的所在地,包家洼是在下面的杜店公社,这中间还有二十多里的路程。不过看得出,河棚和包家洼两地的包家人是经常走动的。这天同桌吃饭的就有包家洼的两个年轻人,他们是来找包璋书记帮助解决猪饲料的。饭后,包璋就叫他们带路,先到包家洼去找大队长包训甫。临走时特别交代:“省城来的两位同志,要好生招待。包家洼有一部谱,这事我是知道的,不要打埋伏,他们要看就给看,要带走就让带走,这是任务!” 
  一席话,说得程如峰热血上涌,好不感动。 
  谢过了包璋,程如峰和包义旭跟着两个年轻人走了二十多里的崎岖小路,在包家洼十分顺利地见到了包训甫。 
  包家洼,这是隐在大山褶缝中的一座宁静的小山村。虽已不是刀耕火种,但生存条件的艰苦,还是让程如峰感到意外。更感意外的,当然还是包家洼人待客的纯朴热情和实诚,以致让他一时犯了糊涂:自己来到的是一个不能再偏远的小山村,是离文明更远了,还是更近了? 
  当时,天气已开始变得炎热,山里的各种蚊虫很多,包训甫把有蚊帐的床铺让出来给客人,宁肯自己去忍受叮咬。程如峰和包义旭都要求按当时出差的标准付粮票和伙食费,包训甫死活不肯收。程如峰过意不去,只得说:“那就算是给孩子买点饼干吃吧。”那时买饼干是要粮票的,城里人才有粮票,包家洼的孩子不可能会吃到饼干,这对他们是不敢想像的奢侈品。显然是程如峰的这句话起了作用,只见包训甫的爱人感激得双手直抖,羞涩地收下了钱和粮票。 
  这可是“深入批修整风”的宣传调门居高不下的一九七三年夏天,外边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但大山深处的包家洼,却过着另外一种生活。村民们安详而平和地劳作着。不时还可以听到几声高亢而幽远的山歌,全然没有震耳欲聋的高音喇叭的嘶叫,和铺天盖地令人心悸的“红海洋”和大字报。尽管这里的山墙上,也写有几条刺眼的标语,但它在一望无边的大山丛中却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这使程如峰一下就联想到了“天高皇帝远”这句俚语,用在这里是再恰当不过了。正因为这样,包训甫才毫无顾忌地向他们说出了保护包氏家谱的真实情况。 
  家谱本来是收藏在包训甫家的,这事谁都知道,公开得已无密可保。文化大革命兴起后,身为大队长的包训甫到公社开会,最早接受发动社员破“四旧”的任务。按上边的要求,他应该首先把自己保存的家谱拿出来交上去,或当众烧毁,以表明与封建社会的东西彻底决裂。但他没有这样做,苦思冥想了一个晚上,觉得老祖宗包拯毕竟是老百姓真心拥戴的一个“清官”,家谱记载的也全是包公后裔一脉相承的来由,叛祖忘宗,是要遭天打五雷轰的。 
  包训甫想得并不复杂,一旦决定又是义无反顾。他私下与大队书记包先德碰了个头。包先德也有同感。两人一合计,便下了个决心:谱必须保护,不能交出,更不能被销毁,即便为这挨批斗,进“牛棚”,哪怕是蹲“班房”,也不能吐露半点真情! 
  但是,形势又是明摆着的,谱不能再放在包训甫的家里了,必须立即转移。转到哪儿才万无一失呢?包训甫把脑袋都想大了,最后才突然想到了一个人。 
  这就是姚河公社三江大队的包先定。 
  包先定为人热情,办事机敏,有多年的农村工作经验,遇事冷静,又十分注意方式方法,这事委托给他,是最叫人放心的。再说,包先定住在姚河,姚河那边包姓的门户小,目标不大,不容易被人注意。姚河地处边界,即便有个意外,走漏了风声,只要转移几条田埂,就又是另一个公社了。 
  包训甫和包先德商定好了之后,趁一个夜里把谱送了过去。 
  包先定接到包氏家谱以后,深感责任重大,左思右想,自己也是一个生产队长,这职务算不上个鸟“官”,但这身份与这事多少有些相抵触。为更稳妥起见,他又选定了一个更为理想的角色:包训根。 
  包训根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成分好,读书不多,性格耿直,是村上有名的“杠子头”。如果他说“生姜是树上结的”,他是这么认为的,你就别指望让他改变看法,用上九牛二虎之力也甭想。大家都熟悉了,就都对他谦让三分。但此人心地善良,还极有正义感,路见不平,定然相助。 
  包先定把包训根叫到自己家里,话往明里说道:“眼看就要扫‘四旧’了,我这儿保存着咱包家一套完整的谱……” 
  话只说到这儿,就被包训根打断,他惊喜地问:“队长,你家保存了一套谱?这事以前咋没听你讲过?” 
  包先定嗔怪道:“这事可以随随便便朝外说吗?” 
  包训根寻思着点了点头。包先定这才接下去又说:“我考虑你为人可靠,想听听你的意见。你看这谱是交上去或是把它烧掉,还是秘密地保存下去?” 
  包训根脖子一梗道:“瞎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家谱,怎能交出去烧掉?没有谱书,还不没大没小了,上下辈分乱了套,成什么体统!” 
  “你的意思是……” 
  包先定属于有着一定社会经验和组织能力的农村基层干部,是比较聪明的一类农民,聪明中带着狡黠。他话只说了一半,就神态认真地盯着包训根瞅。 
  “当然要保存!” 
  包训根说得信誓旦旦。包先定一听,心里乐着呢,却装出了满面的愁容。说道:“训根,不行啊。我是生产队长,谁只要把这事捅出去,谱是肯定保不住的,人倒大霉不说,家族一班人今后还不知会把我说成啥样呢。” 
  包训根听队长这么一说,心直口快道:“你是干部,我算个屁,你收藏不方便,就把谱交给我!” 
  包先定等的就是包训根这句话。不过,他依然煞有介事地诘问:“真的追查下来,你就不怕?” 
  包训根豪迈地笑道:“你不朝外说,鬼知道?怕,我怕谁?它天皇老子来,我也不搭睬他。” 
  “真的?” 
  “你咋看不起人!” 
  包训根感到天大的委屈。 
  “好!” 
  包先定佯装终于下了决心,往包训根的前胸猛地擂了一拳,说道:“训根啊,难得你有这片好心。你小子要能把谱保护下来,就是给包家立了一个大功!” 
  说罢,便连谱带盒子用事先洗干净的塑料袋套好,郑重地交给包训根。包训根望着沉甸甸的一塑料袋的包氏家谱,突然变得十分激动。他的脸涨得通红,脖颈上的青筋也暴突出来。他说:“大叔,你放心,只要我训根在,谱就在!” 
  包先定非常高兴,至此,他可以完全放心了。但他想了想,依然严肃地说道: 
  “谱在,你训根也要在。这事一定要严守秘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连侄媳妇都不要告诉,懂吗?” 
  包训根脑袋点得像鸡啄米:“知道,知道。” 
  包先定又再三叮嘱:“万一有人找你麻烦,一定要沉着,别胡来,你只管顶住,有我给你开脱。” 
  包训根不再说话,眼只管直勾勾地瞅着手里的东西。包先定看出来了,话也只能说到这个份上,已经足够了;再多交代,对方的牛脾气说不定就要爆发了。 
  最后,包先定充满感情地说道:“好,大叔不说了。大叔信不过你,这么大的事会交给你么?” 
  包先定留包训根吃了顿晚饭。虽摆不出像样的鸡鱼肉蛋,包训根却已经受宠若惊了。因为包训根有任务在身,包先定没敢请训根喝酒。 
  饭后,包训根背着塑料袋悄悄出了门。 
  包训根开始把谱藏在家中。扫“四旧”的挨家挨户地扫,一进门便把香炉、烛台,乒乒乓乓一齐扔到地下,砸了个稀巴烂;墙上画的“麒麟送子”、“麻姑上寿”之类的吉祥画,不是用锹铲掉,就是用烂泥糊上,然后就是上上下下地搜。包训根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气。眼看要扫到自己家时,包训根情急之中,突发奇想,他装着浇菜,挑了两桶大粪水,晃晃悠悠地把粪桶朝家门口一放,双手捏着条扁担,单等扫“四旧”的人找上门来。待人一走近,还没进门,他就直着嗓子大喊大叫起来: 
  “我可是八代贫农,有话说在前面,谁想在太岁头上动土,在我家翻箱倒柜,砸砸掼掼,有他的好果子吃!” 
  包训根的倔劲远近闻名,这种叫板儿先就把大家镇住了;再望望门口的粪桶和他手里的扁担,就更怕三分。扫“四旧”的嬉皮笑脸地为自个儿找梯子下台说:“你他妈穷得叮当响,翻箱倒柜会‘扫’出个金观音、银菩萨来吗?” 
  他们故意夸张地伸头探脑往门里瞅,一边说笑着就从门外走了过去。有人还讨好卖乖地说:“谁敢跟你斗?你包训根是当然的革命造反派。” 
  一场虚惊总算过去,粗中有细的包训根发现,原来扫“四旧”是只扫家里不管屋外的。他心想:谱藏在家里,迟早会有危险,要是哪天我外出去干活,他们中的冒失鬼突然跑到家里把谱搜去,再给烧了,不就后悔也来不及了么? 
  这天他出了村子四处观望,看到屋后的树林子里有一座自家的大草堆,那稻草秸被盘得就甭说有多严实了。他不觉心中一动。“要是把谱藏在草堆里,日晒不着,雨淋不着,还神不知鬼不觉,等于进了保险箱。” 
  包训根趁一个月黑天把谱从家里转移到屋后的大草堆中。就这样,一部十四本的《包氏宗谱》被完完整整地保存了下来。直到程如峰和包义旭到来,谱还完好地藏在包训根处。而且这事除了生产队长包先定外,谁也不知道。 
  程如峰拿到这部十分完好的《包氏宗谱》时,兴奋得心里直发颤。这是他平生第一次看到如此齐全的谱书。它续修于民国七年,即一九一八年,仅仅是谱诰、旧序、绘像、艺文、实录、谱论、凡例、家规、家私以及渊源世纪等等内容,就用去了两卷的篇幅。 
  程如峰最想知道的“墓图”及“碑记”,更是赫然载于其中,这太叫他感到惊喜了! 
  看了《包氏宗谱》,程如峰才知道,原来包姓的始祖是公元前五世纪春秋后期楚国大夫申包胥,其后的子孙便“以字为姓”,由此姓包。到了包公包拯,已是申包胥的三十四代孙。《包氏宗谱》上的许多事情都记载得十分详细,包姓始祖的第五十四代孙包相是在明代的弘治年间,即一四八八年至一五〇五年期间,由合肥迁往舒城的山区,成为今天包家洼包氏宗族的一世祖的。 
  程如峰暗下判断:这部于民国七年续修的《包氏宗谱》,实际只应该称其为《包氏支谱》。不过,他又认为,虽为“支谱”,但却因其记载内容的翔实,还是很容易地可以窥视出包氏渊源清晰的脉络的。 
  程如峰在这部难得的《包氏宗谱》上,发现了有关包公墓的三条非常宝贵的资料。谱中有一幅包公墓园图,图上绘出了包公墓周边的地形,这大概就是风水先生所说的“龙脉”。墓前,除有一座香炉、一张供桌而外,还有一对石人和一对石羊。这些摆设,在今天的清理现场已都不存在。据住在黄泥坎的一位老农说,在他的印象中,解放大军进城之前,包公墓的周围就没有了东西。可见从续修《包氏宗谱》的一九一八年,到解放大军进城的一九四九年,在这三十多年中,包公墓园一带的地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多半与日寇占领合肥八年有直接关系。 
  谱中还有一篇林至写的《重修孝肃包公墓记》的文章,记述了南宋庆元五年,即一一九九年,包公诞生二百周年的时候,淮西路官员见包公墓被严重破坏,惨不忍睹,遂拨公款进行了一次重修。修复后的包公墓,“祭享有堂,墓道有门”,“植艺松桧,立表树阡”,规模还挺大,“缭以周墙,方一百五十步”。 
  这篇《重修孝肃包公墓记》,使得程如峰的思维顿时活跃。有一道耀眼的亮光划过脑际,一下子把他纷繁的思绪照得彻亮。 
  他想:既然包公墓早在南宋庆元五年之前,就曾经遭到过严重的破坏,破坏到了“惨不忍睹”的程度,那么,今天清理出的包公墓志石碎成五块,且中有凿孔,包公夫人董氏的墓志石也裂成七块,就都不奇怪了。 
  不过,他又想:既然包公墓曾经遭到如此的破坏,那么,是否在南宋庆元五年重修之时,就已经把真正的包公墓给搞错了呢?否则,我们今天怎么可能会在位置卑下、埋葬草率的一座小墓之中,清理出了包公和董氏二人的墓志铭呢? 
  总之,读到这篇文章后,有一点程如峰已经坚信,这就是,被吴兴汉编为“一号墓”的那座小墓,显然不会是包公夫妇二人的原葬墓,而只应该是遭到了一场变故之后的迁葬墓! 
  他甚至可以确认,被包氏后裔世世代代年年岁岁祭扫的主墓,就是包公夫妇二人的原葬墓。 
  程如峰开始变得兴奋起来。因为,意识到这一点,困惑着清理发掘小组的那许多异常的情况,也就烟消冰释了。比如,一棺两铭的问题不仅变得清晰起来,而且,反过来又成了支持这种结论的强有力的证据。正因为它不是包公的原葬墓,也不是董氏的原葬墓,所以才会出现有两合墓志石,却只发现一个人的遗骨;同样,董氏的墓志盖才会少了一角,而在那座小墓中也无法找到。 
  程如峰回到合肥以后,一个完全偶然的机会,他又听一个包氏后裔说,桐城县一个叫包先国的人也偷藏有一部包氏家谱。那人告诉他,扫“四旧”时,包先国是将谱藏在屋后的石洞里,藏谱的箱子里因为包了一块生石灰,既吸潮又防虫,可以说是万无一失。但他依然不放心,又把箱子秘密地悬在山洞的深处,绳子上还捆了一束老鼠刺。这样一来,就是老鼠也啃不着谱箱。 
  程如峰立马去了桐城。在包先国的帮助下,他又看到了二十四本的《包氏宗谱》。这是属于桐城一支的包氏支谱。桐城包家的一世祖叫包裕祯,为包公的第十三代孙,当过玉山县令,致仕后,由合肥前往桐城,时间大致是元代中期。由于出自同一渊源,在各支系分出之前的部分,也称“谱头”。各支谱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所以在宗谱即便失传的情况下,有了支谱,仍可以看出总谱的基本内容。 
  现在,用舒城包家洼的《包氏宗谱》去对照桐城的《包氏宗谱》,程如峰注意到,桐城谱修于清朝光绪三十年,即一九〇四年,舒城谱修于民国七年,那已经是一九一八年。可以看出,桐城谱比舒城谱又早了十五年。谱头不但内容相同,其中的人物画像、祠墓绘图,舒城谱都是从这部桐城谱中翻刻而来的,一模一样。但是,这中间,仅仅只有十五年之差,包公墓图上绘制出的祭奠摆设,就又少了一对烛台、一对石虎和一块墓碑。这种不同的墓图,正好反映出了历史上的变化。 
  从光绪三十年,到民国七年,中国的历史上发生了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起义。从太平天国的教义看,它承认上帝,却是把庙宇和祠堂都视作“妖”的。他们所到之处,此类建筑均全部烧毁,夷为平地。合肥地方志上就有这类记载,众多的庙宇和祠堂就在那段时间无一幸存。另据《宋史·礼志》规定,宋朝三品以上的高级官员,死后墓前准许设置石人两个、石虎两只、石羊两只,并且,可以享用望柱——即天安门金水桥前那样的华表。包公生前曾任枢密副使,官至二品,当然应该具有这些石象生。桐城谱的包公墓图,基本上反映了这种情况,只是少了一对望柱。 
  这对重要的望柱,又是什么时候消失的呢?程如峰的思绪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漂游。他想,自包公入葬的一〇六三年,到桐城包氏支谱续修的一九〇四年,八百多年间,大的改朝换代就有金兵南下,北宋灭亡;元兵南下,南宋灭亡;农民大起义,元代灭亡;满清入关,明代灭亡等四次之多。在这诸多的社会动乱之中,包公墓被破坏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读着这些已经发黄变脆的陈年家谱,程如峰深切地感受到,其中记载的又何止是包氏一个家族的真实历史呢!巴尔扎克说过:“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不用说,比小说更真实的包氏家谱,透过它,对我们去认识自己民族被深藏的“秘史”,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程如峰对保存了这么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的藏谱人,打心里钦佩。 
   
  第七章 一个真实的包公 
   
  程如峰兜了这一圈,重新回到大兴集的黄泥坎,拿出铁杵磨成针的耐心和蚂蚁啃骨头的劲头,把有着五十一行的刻文、两千二百多字的包公墓志铭整理出来。 
  由于墓志遭到严重的破坏,三千多字的志文有近三分之一的部分已无法辨认。虽说这只能是个残篇憾文,但通读下来,我们还是会被其中陈述的故事,深深感动。这里,不仅有对包公一生经典的评价,还有大量生动的故事,甚至把许多故事的细节都做了绘声绘色的交代:天长巧断牛舌案、端州为民掘井取水、庐州板打阿舅、池州昭雪和尚冤案、开封府正门放告、清理惠民河河障、六弹国丈张尧佐…… 
  可以说,这是当今人们能够读到的,记述包公生平政绩最真实可靠、最翔实生动而又最具权威性的一篇文章了。刻有这文章的志石虽断裂为五块,依然不妨碍它的价值连城! 
  从墓志文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包公之所以能够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清官典型,绝非空穴来风,他在生前就已是有口皆碑之人。 
  “宋有劲正之臣,曰包公。”吴奎撰写的这个墓志铭,开篇就气势夺人,接下来说到包公在当朝和邻国中的影响,吴奎用了两句十分精彩的话:“其声裂表爆天下之耳目,虽外夷亦服其重名;朝廷士大夫达于远方学者,皆不以其官称,呼之为公。” 
  寥寥数笔,便把一个人人敬重爱戴的清官直臣的形象活脱脱勾勒出来。 
  包公一开始就以孝敬老人而闻名州闾。天圣五年,即公元一〇二七年,包公二十八岁考中进士,且得进士甲科,初命大理评事,再任建昌知县。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得此大邑,一个知县月俸十二至二十二千缗,禄粟三至五石,收入不算太低。但是包公父母均年事已高,老人家希望住在家里,不愿意跟儿子远去,为了照顾双亲,包公竟恳请上司辞去知县一职。上司知情,顾念他一片孝心,就改调包公到和州,因为和州邻近合肥。可是,包老大人和老夫人连和州也不乐意去,仍叫包公独自上任,见父母心意已决,包公便毫不犹豫地辞去了官职,他“乐处乡里,不欲远去”,回到家里侍候父母,直到双亲撒手西去,包公又“居丧毁瘠甚,庐墓终制”。直到了三十八岁时,才去外地任职。因此,包公比一般官员入仕晚了十年。 
  从政较迟,包公做官的时间相对地说也就比较短,算起来,前后只有二十七年。在这二十七年当中,包公的工作被调动得十分频繁:先后出任过天长县的知县,端州、瀛州、扬州、庐州和池州等地的知州,以及江宁府和开封府两府的知府;出使过契丹;先后供职于工部、刑部、兵部及礼部;在财政部门,他就担任过判官、副使、转运使,一直干到三司使;在监察部门,他也出任过监察御史裹行、御史、知谏院、谏议大夫、御史中丞;还率领过北宋的军队,擎帅旗卫戍边关;最后做到了枢密副使,成为中央政府的宰辅,并在这个职位上去世。 
  包公的官职,不能算高,最高不过是中央主持军政工作的副长官,这在当朝的官僚中,远不及富弼、韩琦、文彦博等人显赫;论舞文弄墨的才情,显然也不及同一个时代的欧阳修、司马光、苏东坡等人的出类拔萃;而且,在当时改革的潮流中,其理论和实践的建树,更无法与同期的范仲淹和王安石等人相提并论。可是,就是这位看上去并不特别显赫的封建官员,却能够在同时代的历史人物中脱颖而出,成了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深有影响的一位人物。这其中的奥妙,在吴奎为我们提供的包公墓志铭中,便可窥知一二。 
  孝亲不为扬名,忠君不为显才,心中意中“无欲”,这便是包公为官处世最基本的态度,也是他能成就为千古英才的根本所在。 
  无欲,并不是不想有所作为,只是不热衷于功名利禄,淡泊于个人得失。 
  想想看,包公为奉养双亲十年亡宦,这是一种多么从容安详的人生态度,同“虽下流庸较,犹数日月以望贵仕”之辈,是何等鲜明的对照啊。包公做官虽越做越大,但他处处却是“确然素守”,时时“期以勉循”。在端州任职时,端砚天下闻名,但他“岁满不持一砚归”,近水楼台不取月,其清正之名,在当时就家喻户晓。他做官做得相当大时,仍十分地节俭,生活“一如布衣时”。即便回到家乡当官,“亲旧乘势扰官府”,包公依然不徇私情,立命正法,“自此亲族皆屏息”。后来到了“素号难治”的东京汴梁做开封府知府时,其执法如山的浩然正气,更是朝野一片赞赏声。开封旧制,告状的人不得直接进入大堂,状纸要由知牌司收转,收转之中敲诈勒索便常常发生。包公破了这个规矩,他命令打开开封府的正门,凡告状者可以直至庭下自道曲直,以致“吏不敢欺”。 
  学有远识,心无私欲,确实是包公区别于绝大多数封建官吏的最重要的地方。程如峰查阅过与包公同时代的许多名士大家对他的评价,足见吴奎撰写的墓志铭,并非出于他和包公曾经是同榜进士,后又同为枢密副使的挚友之情。 
  朱熹就称包公“复为京尹,令行禁止,立朝刚毅”。 
  欧阳修称他“清节美行,著自贫贱;谠言正论,闻于朝廷”。 
  刘敞称他“识清气劲,直而不挠;凛乎有岁寒之操”。 
  奉敕编纂历史巨著《资治通鉴》的司马光也称赞他:“仁宗时,包拯最名公直。” 
  翻开《宋史》,有关包拯的文字,更是闪烁其间:“公性峭直,恶吏苛刻,务敦厚,虽甚嫉恶,而未尝不推以忠恕也。与人不苟合,不为辞色悦人,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 
  包公从政时,上距太祖开国已有七八十年,建国时期的那种勃勃生机,励精图治的风气,正在逐渐消失。官员冗滥,吏风颓败,土地集中,赋税繁重,民不堪命;再加上法令松弛,特权猖獗,政权已经面临巨大的危机。而文武官员又大多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只顾贪图物质利益和精神生活的享受。已经是民不聊生了,政府仍然“恩施于百官者惟恐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有余”。特别是吏风每况愈下,“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之风盛行,一些纨绔子弟纷纷成为官员,把一个好端端的大宋王朝弄得风雨飘摇。 
  包公为官甚久,走遍了山南海北,既看到了皇亲国戚、权臣将帅的贪残害政,胡作非为,又看到了北宋广大底层百姓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触目惊心的社会现状,这一切激发了这位忠义之士一腔济世匡危的热血。在他看来,历史是无情的,如果忘记了史书的告诫,忘记了前车之鉴,一味骄奢淫逸,鱼肉百姓,到头来定会给后人留下千古骂名。于是,他喊出了“能尽心敢救天下之弊,敢当天下之责者”的誓言,上书仁宗皇帝,迫切地提出:“民者,国之本也。财用所出,安危所系,当务安之为急”,他力谏仁宗“少留圣意,大缓吾民,以安天下”,让人民休养生息。当时的北宋,曾根据财产的多少将民户分成五等,正像我们过去在农村划分的地主、富农、中农、下中农和贫雇农。第四、第五等是最困难的,包公在奏议中多次为他们争取权益,可以说倾注了一片爱心。他最有名的主张,就是“薄赋敛,宽力役,保民田,救荒馑”。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减轻人民负担,帮助人民群众战胜各种灾害,过上好日子。他在《论恩赦不及下》的奏议中提出:“果为国,岂不以爱民为心哉!”翻成白话文,就是说,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怎能不热爱自己的人民呢?他大声疾呼:革除弊政,澄清吏风,任用贤良,罢黜庸邪,并力所能及地利用手中的权力,禁止以官经商,解除民众疾苦,严劾贪官酷吏,支持“庆历新政”。他对当时众多官员的追名逐利,感到可耻。他在奏议中写道:“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他立下誓言,要做一个清心寡欲、直道谋身、刚正不阿,像唐朝魏征那样的“忠直无隐之臣”。 
  读着吴奎撰写的墓志铭,我们热血贲张,不能不为包公的勇气、胆识所折服。包公前后奏议共十五卷,计一百八十七篇。在这一百八十七篇奏议中,包公指名道姓地点到了六十一名本朝官员。真是不畏权贵,一身正气,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在这些奏议中,最能体现包公性格的,是他六弹张尧佐,七弹王逵。当他发现宋庠执掌国政后,竟养尊处优,不干实事,就把弹劾的矛头指向了这位当朝宰相,两次向仁宗上奏,请求罢免宋庠。 

  包公一炮接一炮地纠弹这些气焰嚣张、炙手可热的皇亲国戚、庸相宦官、佞臣暴吏,为大宋王朝祛除了邪恶,为黎民百姓伸张了正义,朝野为之震动。一时间,朝廷竟把有没有包公的弹劾作为评价朝臣优劣的重要标志。 
  当然,包公很清楚,对权贵进行弹劾或整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曾亲眼看见不少“公清守节之人,或不曲事左右,为众所嫉者,即被加诬,构成其罪,遂使守卫之士或负终身之玷,可不痛惜哉”,下场都很悲惨。但是,他天性忧国忧民,为了社稷和百姓,他不得不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明知会受到打击报复,也义无反顾。更加了不起的是,他不仅挑战权贵,还敢直谏宋仁宗,他说自己最敬佩的君主是唐太宗,敬佩唐太宗的英明纳谏,使得正直无隐的魏征能畅所欲言,言无不听,有了君臣的这种志同道合,才造就了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为使宋仁宗能够成为唐太宗,他除在论斥大臣中帮助仁宗认清自己的弱点、缺点与过失外,还坦言规劝宋仁宗去克服它。 
  俗话说忠言逆耳,何况是对一个万乘之尊的皇帝,你长了几个脑袋!包公却不管这些,他竟给仁宗提起了意见:“自陛下嗣守神器,已愈二纪”,虽然也“孜孜求治”,但效果并不好,以致“时多疵所未尽尔”,认为责任在仁宗身上。他给皇帝提意见的内容很广泛,除一般国家大事而外,还常牵涉到皇帝个人的私事。《七事》的奏议就集中指责了仁宗“不以是非”、“以朋党为意”、“颇主先入之说”、“多有疑下之意”、“未能委任忠贤”、“多有窜逐之臣”等等。无不体现了他说话的直率,“然言不激切,则不足开宸虑而补圣政”。只要有利于政治的改革,哪怕皇帝听了不高兴,他也要直言不讳,甚至指责仁宗“有私昵后宫之过”。 
  包公公开指责仁宗有“私昵后宫之过”,便是“六弹国丈张尧佐”这件事。吴奎撰写的墓志铭,也记有“罢尧佐宣徽、景灵宫”,足见这事在当时产生过极其深刻的影响。 
  “六弹国丈张尧佐”的故事,后来流传得很广,可以说也是最能说明包公“铁面无私”、“色正芒寒”的为官形象的。后来民间的许多关于包公的传说均来源于此。凡看过《三侠五义》的人,大都熟悉里面的大奸贼庞太师,其实,庞太师的原型就是张尧佐。 
  张尧佐是宋仁宗的岳丈,他的养女张氏八岁进宫,原是服侍杨太后的一个宫女,因为长得俊俏,性情乖巧,善解人意,而宋仁宗又是杨太后抚养长大的,张女有机会接触宋仁宗,并受到宋仁宗的宠爱。宋仁宗继位之后,她就一步步地由一个普通的宫女,升为才人、修媛、美人,最后被册封为贵妃。张女自知自己出身低微,为在朝中有一个强硬的靠山,她就不断请求宋仁宗提拔重用张尧佐。因为宋仁宗对张女几乎是有求必应,张尧佐很快就由开封府内一个审理案件的普通推官,提为管理开封十八个县、二十四个镇的刑狱长官;时间不长,就又先后当上了三司户部判官、三司户部副使、河东路转运使、吏部流内铨、兵部郎中、权知开封府,最后竟然干到了三司使。短短几年,他换了一个又一个职务,别人凭才干兢兢业业累白了头发也爬不到的位置,他竟不费吹灰之力。 
  张尧佐担任三司使时,包公还是户部副使,三司使是户部副使的顶头上司,因受地位、等级的约束,包公不得不听他的。后来包公调到了谏院,充当了谏官,他便和同为谏官的陈旭、吴奎一道,给仁宗写了一份奏折,弹劾张尧佐,说普天下的人都知道张是庸碌之才,就因为他是皇上的亲戚,才变成了朝廷的显贵。张不谙国情民意,只晓得向老百姓狂征暴敛,以显示自己的政绩。同时又慷国家之慨,滥施赏赐,借以收买人心,造成财政困难,人民涂炭,他却洋洋自得,不知羞耻。于是提醒皇上,如果不听取公众的呼声,不但会给他本人带来灾难,更会给国家留下大患。 
  但是,奏折递上去后,如石沉大海。包公却没有气馁,连着又上了两次奏折,继续弹劾张尧佐。包公甚至针对宋仁宗信神敬神的心理,提醒仁宗:违背天意,得不到善报,不顺应人情,政治风气颓废,虽然纠正也将积重难返。纵容一个张尧佐,酿成国家的危机,实在令人痛心!钟爱私情,虽然圣人也在所难免,但总是要有一个度。明智的做法,是不要把他放在权势很重的位置。纵观历代后妃的亲属之中,即便有才之人,国家也不会把具有实权的重要岗位交给依靠裙带关系上来的人。他要求仁宗皇帝迅速把张尧佐调离三司,改授其他闲散职务。 
  不久,张尧佐果然被免去了三司使的职务。 
  包公正感叹仁宗皇帝能从谏如流呢,谁知,仅隔了几天,宋仁宗突然降下圣旨,提拔张尧佐担任了比三司使职务更高的宣徽南使,还同时给他加封了淮康节度使、景灵宫使和同群牧制置使的职务。一次性地给了四使的职务,这在北宋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 
  制命一出,朝野上下舆论大哗,却又敢怒不敢言。 
  包公却拍案而起。他毅然再次上章弹劾,直言道:国家的典章制度,有明确规定,宣徽南使、节度使不是德望兼备之人,是从不轻授的,而张尧佐何德何能兼领四职呢?这样做只能使天下人议论皇上偏爱后宫,政治风气颓废。他恳请宋仁宗以大局为重,将张尧佐调出朝廷,以顺天意人情。 
  张贵妃知道自宣布张尧佐四使后,谏官御使们反对者众,她怕宋仁宗顶不住压力,会改变主意,每次上朝,都会把宋仁宗送到宫门口,细语叮咛一番。因此宋仁宗不管包公如何反对,也只当成耳旁风。 
  御史中丞王举正平日是个老好人,大事却不糊涂,他见包公数次弹劾张尧佐,丝毫不起作用,便也站了出来,上疏批评仁宗对张尧佐恩宠过甚,希望撤去四使的任命,调他为一郡之长。如意见不被采纳,便请罢去自己御史中丞的职务。这一着,大出仁宗和执政大臣们的意料,但仁宗仍然不为所动。王举正万般无奈,只得行使起御史中丞的杀手锏——廷辩。一日,百官快要退朝时,王举正突然招呼百官留下,他率领御史张择行、诏介,谏官包公、陈旭、吴奎等人集体上殿,与仁宗皇帝当面诤谏。 
  就在那次诤谏中,包公挺身而出,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慷慨陈词,言语尖锐,情绪激动时,唾沫都溅到了仁宗的脸上,满朝文武大惊失色。 
  仁宗哪见过这等场面,他想发怒,却又慑于包公的一身正气,无法招架之时,为顾全面子,只得站起来拂袖而去。 
  那天,张贵妃送仁宗上朝后,就不断派小宦官前去打探消息。当得知包公冒死进谏当面顶撞仁宗,仁宗尴尬退朝,连忙到宫门迎接。宋仁宗虽然恼怒之极,头脑却还清醒,他把一肚子火发到了张贵妃的身上,斥责道:“你只晓得你的养父张尧佐,不知道朝中有个包拯吗?”张贵妃眼看这事成了僵局,搞得宋仁宗进退两难,她知道如果自己一意孤行,到最后可能会危及自己的地位。于是,只好暗中通知张尧佐主动辞去四使的职务,这样既可解脱宋仁宗的困境,又使仁宗皇帝落个喜闻直谏的美名,还可获得皇帝的欢心。张尧佐就这样体面地退让了,这事才算有个了结。 
  其实包公弹劾国丈张尧佐的故事,在不少史志笔记中都有记载,说得活灵活现,却很难让人相信是真的,有了吴奎的这个包公墓志铭,不仅令人信服,包公的形象也越发使人肃然起敬。这事别说出在北宋,放在任何一个朝代,能够具备包公这种风骨与胆识者,也确实不多。 
  表面上看,包公这种刚毅的性格,坚持原则有时到了不近人情的程度,很容易授人以柄。他既不愿随波逐流混日子,又不想同流合污谋升官,还要有所作为求发展,是很难行得通的。但包公竟然走通了。这里面其实并没有什么奥妙,也没有特殊的背景,说到底,他也只不过是从合肥走出来的一个“进士”。其原因,正如世世代代人们对他的称颂:“清官”。这“清官”二字贵在一个“清”字!清廉。清白。清正。清明。惟其爱国,尽管言词激烈,但无二心,因而仁宗皇帝可以容忍,多数情况下还能予以采纳;惟其爱民,尽管官居高位,但平易近人,因而得到民众支持,并由衷爱戴;惟其正直,虽不与人苟同,但不偏袒,因而没有卷入党争,免遭攻击;惟其廉洁,虽有很好的条件,但不谋私,因而没有把柄可抓,保持清白。 
  正因为这样,他在“伴君如伴虎”的专制时代,没有被皇帝罢官;在朋党激烈纷争的北宋政坛,没有被浪潮卷走;在官民隔阂的封建社会,没有被民众抛弃;在贪官盛行的腐败环境,没有被污染! 
  程如峰把包公墓志研究得越深,一旦回到现实的生活中,便越发感到一种深深的悲哀。他所以能接触到这些珍贵的东西,完全因为合钢二厂一个愚蠢的决定。要不是他们需要建个石灰窑,包公墓群必须搬迁,包公的墓志铭不可能重见天日,他和他的同事们,乃至当今还在心中惦记包公的人,永远也不可能这么具体、这么翔实、这么权威性地了解到一个真实的包拯! 
  包公墓的出土,极大地丰富了《宋史》和包氏家谱中所告诉我们的包公的故事,并对《宋史》和包氏家谱中出现的谬误,作了一次无可置疑的校正。 
  包公祖父包士通,被谱写成“包世忠”,这种谬误尚可理解,至少音还比较接近,但是包本是包公的次子,而家谱却当做包公之孙,包之子,把一代人变成了两代人,这就使整个包家世系增加了一代。 
  包公家事上的错误,就更是随处可见了:几乎所有可见到的包氏家谱上,包拯之妻均写作“李氏”。若非董氏墓志的出土,若非九百多年后的今天清理了包公和董氏合葬墓,曾一辈子与包公朝夕相处,且同舟共济、恩爱有加并给过包公最大帮助的贤内助——董氏,将沉冤九泉,无人知道。董氏和包公的两合墓志同时出土,透露出了一个《宋史》绝对没有、包氏家谱也不可能会有的非常重要的事实,这就是,包公有过三个女人:既有原配夫人“张氏”、续妻“董氏”,还有“媵孙氏”! 
  “媵”,可以理解为“陪送出嫁之人”,也可以解释为“身边的佣人”。墓志上刻得明明白白,包家的“香火”借以延续的“独根独苗”包,正是包公与这位“陪送出嫁之人”或压根就是“身边的佣人”生下的孩子! 
  “媵孙氏”在包家侍奉包公多年,因为怀上了包公的孩子,囿于她的这种身份,被包公遣回了娘家。这时包公已是五十九岁,先前由董氏生养的儿子包,好不容易长大成人,和名门之后崔氏结成夫妻,想不到婚后两年便染病身亡。包公六十大寿时,百官前来祝贺,宋仁宗也派人送来了礼物,但年届花甲的包公,膝下无子,难免有孤独之感,又怎么乐得起来呢?谁知就在这时,他的大媳妇崔氏抱出了一个活蹦乱跳、牙牙学语的孩子,告诉他:“这就是您的儿子啊!”包公不免惊诧,待问清情况,才知“媵孙氏”将孩子生了下来,还是个男孩。从不开笑脸的包公,不禁笑容满面,一旁的董氏也喜形于色。包公当即认下了孩子,还将孩儿取名为包。 
  墓志就此写得十分清楚,包公一生有过四个孩子:长子“,太常寺太祝,先公卒”,过早地夭折了;两个女儿,一个远嫁“陕州硖石县主簿王向”,一个许配给了“国子监主簿文效”。包氏家族繁衍至今靠的全是包公的这个次子包! 
  这么说,包公不仅有妻有媵,惟一之子,还是包公临近花甲之年与媵所生。这事,居然发生在铁面无私“自是阎罗气象”的包公身上,不仅有损于“凛凛然如不可夺之节”的清官直臣包公的形象,更会导致包氏后裔对自身血统的怀疑。会不会有碍于此,才篡改历史,伪造家乘? 
  

       第八章  包夫人的一大失误 
  董氏墓志铭被整理出来后,不仅让人们知道了包公生前那许多不入史志和家乘的故事,以下的一段文字,也引起了程如峰的注意: 
  初,孝肃薨,有素丑公之正者,甘辞致唁,因丐为之志,夫人谢曰: 
  “已委吴奎矣。”既而喟家人云:“彼之文不足,罔公而惑后世,不如却之之愈也!”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包拯去世后,董氏并没想到非要请吴奎为包拯写墓志,只是有人主动向她要求撰写墓志时,因这个人过去曾经公开批评过包拯,她才拿吴奎做挡箭牌,谎称吴奎已为包拯写了墓志。以致后来真的成为现实,被发掘出来的包公墓志铭确实是由吴奎所写。 
  是谁在包拯生前公开批评过包拯,又在包拯死后不久主动提出要为其撰写墓志铭呢? 
  程如峰对历史上撰写墓志的大体情况作了一番探究之后,他发现,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是十分森严的,像墓志铭这种盖棺论定的大事,更有着严格的要求。墓志的撰写者,都要比死者的社会地位高,至少,也应与其旗鼓相当。这是物色人选时的一种约定俗成的规定,或是一种时尚。好像只有这样,对死者的评价才具权威性,更能提高死者的威望,给死者以安慰,给生者以激励。 
  撰写者还必须要有相当的写作水平和撰写墓志的特长与热情,再就是对死者要有不一般的了解,敢于对他作出“盖棺论定”。 
  除具有以上几个特点外,要闹清曾主动提出要为包公撰写墓志铭的人,首先应是“有素丑公之正者”,让董氏担心“彼之文不足,罔公而惑后世”者。 
  也就是说,此人曾经与包公有过矛盾,可能会在为他写墓志时不怀好意,以诋毁包公一世的英名。程如峰据多方史料推测,极有可能是大文豪欧阳修。 
  欧阳修学识渊博,文采横溢,当时就被文坛奉为泰斗。他与包拯的关系,在《包拯集》的全部文章中几乎寻不到一点蛛丝马迹。可是在欧阳修的著述里,包拯的名字却是屡见不鲜,对包拯有褒有贬,而且相当深刻,倒是研究包公不可多得的重要史料。 
  还是在“庆历新政”期间,参知政事范仲淹锐意改革,在审核大行政区长官转运使和提点刑狱的名单时,一笔勾销了庸碌无为的人,提拔了一批精明强干、年富力强的人。这些具有改革精神的新生力量一被委以重任,便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地整顿吏治,引起州县官员的恐惧与抵制。许多官员迅速地纠集在一起,给新政造成极大的阻力。这其中,一些人抓住江东转运使杨、提点刑狱王鼎和判官王绰三人大肆攻击,诬其为“江东三虎”,企图使刚刚实施的新政陷入难以招架的困境。在这场空前激烈的较量中,以王拱辰为首的御史台是倾向保守的。但正因为王拱辰的推荐,包拯此时才从远离京城的端州调进御史台,刚从地方进入中央。当时包拯对围绕“庆历新政”所展开的这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既不十分了解,又缺乏足够的经验,由于受到王拱辰的影响,曾先后两次出面向宋仁宗上章《请不用苛虐之人充监司》。文中虽没点名指出“江东三虎”,却历数了他听到的三人苛虐的“恶迹”,这就从客观上使得本就举步维艰的“庆历新政”雪上加霜。当时身为谏官又衷心拥戴“庆历新政”改革的欧阳修,对不明真相的包拯竟替御史台捉刀的这种做法十分反感,便拍案而起,要求御史台指出“苛虐者”的姓名,以利查处,否则笼统指责,以偏概全,乃是妄说。 
  这是欧阳修同包拯一次间接而又十分激烈的思想交锋。 
  从这一点看,包拯的才学、政治经验乃至治国的方略,较之于欧阳修确实稍逊一筹。 
  六年之后,皇三年,即公元一〇五一年,已当上谏官的包拯,知道当初在御史台的上章实属幼稚,严重地伤害了江东献身改革、立志新政的三位官员。包拯知错就改,为此,他又专门奏了一章《请录用杨等》,积极为“江东三虎”平反昭雪。包拯在给仁宗皇帝的奏章中,沉痛地写道:“顷岁以来,凡有才名之士,必遭险薄之辈假以他事中伤,殆乎屏弃,卒不得用,议者迄今痛惜之。” 
  由于杨等人惨痛的遭遇,使得在“庆历新政”时期冲锋陷阵的许多有为之士,普遍受到压制和迫害。这种社会现象引起了包拯的反省,也引起宋仁宗赵祯的警觉,包拯的这次上章被宋仁宗采纳,很快为杨等一批改革者官复原职。 
  这次上章,和发生在御史台的那两次上章,都在朝野产生不小的影响。从前后这两件事情上,欧阳修对包拯有了本质的认识,认为包拯到底是个堂堂正正的坦荡之人,光明磊落,就把包拯与许多同朝的御史区别开来。 
  又过了四年,到了至和二年,即公元一〇五五年,做了将近两年庐州知府的包拯,任期尚有一年,他正勤勤恳恳地为家乡的父老努力工作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落到了他的头上。原来,八年前,包拯在出任陕西转运使时,曾保举过凤翔盐税、柳州军事判官卢士安。因为朝廷信任包拯,荐举获准,卢士安得到了提拔,谁知卢士安犯了错误,受到了处分。按照北宋行政上的规定,举荐不当者,应受到问责的追究。包拯被官降一级,罢去了刚刚晋升的刑部郎中,仍为兵部员外郎,任职也同时作了变动,由庐州府贬到池州任了知州。 
  当包拯到池州赴任时,朝廷上偏偏发生了一件大事,宋仁宗十分突然地得了神经病。大年初一,满朝文武正向他拜贺新年呢,他却忽然头昏目眩,牙关紧闭,端坐不稳,即将倾倒。幸被宫人扶住,才勉强完成了朝拜仪式。从此,他便终日精神恍惚,胡言乱语。 
  这消息传到池州,包公非常焦心,急派专人精制了一盒名贵中药“石菖蒲”,星夜送往京师。这种池州产的一寸九节的石菖蒲,为药中珍品,主治昏厥、癫狂、惊痫等神经性疾病。正是这种医治风疾、滋补身体的良药,对宋仁宗健康的恢复起了积极作用。宋仁宗大为感动,吩咐时任翰林学士的欧阳修起草一份敕书褒奖了包公,表示谢意。欧阳修代笔的敕书写道:“汝识远言忠,身外心内,乃因时物,来效贡仪,深体诚勤,益增叹尚。”诏书用的是宋仁宗的口气,但字字句句都饱含着欧阳修的真实感情。 
  第二年夏天,洪水袭击了开封,都城倒塌,城内城外一片汪洋。欧阳修借此机会说水灾与冷落贤良有关,天意民心不顺,他列举了包括包拯在内的四人屈在下位,弃之遐远,非常可惜。他在这份奏折上,盛赞包拯“清节美行,著自贫贱;谠言正论,闻于朝廷;自列侍从,良多补益”,他要求对以上四人给予提拔重用,以消弭水灾。 
  这显然表明了欧阳修不计前嫌的博大气度,字里行间无不透出了这位文坛泰斗对一代直臣包拯的赏识与敬重。 
  这年八月,包公则由池州调到了江宁府。江宁府即在今天的南京市,五代时为南唐的首都金陵府,宋改为江宁府,是江南东路的政治中心。调往江宁已属晋级,可包拯还没来得及阅尽“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江宁景色,这年十二月二十日,一封诏书,又把包拯调至京都,升任开封府知府。 
  欧阳修与包拯之间的恩恩怨怨,读来回肠荡气,又让人肃然起敬。 
  包拯出任开封知府的一年零两个月,铁面无私,执法如山,无情地惩治了一批横行霸道的重臣贵戚、贪官污吏、地痞流氓。群众口碑载道:“闾里童稚妇女亦知其名。”随后,包拯被提升为御史中丞。 
  富有戏剧性的是,这次接替包拯权知开封府的竟是翰林学士欧阳修。 
  当时的御史中丞,为御史台的主要领导,拥有最高的监察权力,是可以弹劾宰相以下的任何官员的。这期间,三司使张方平曾利用手中的权势,假公济私,廉价套购自己管辖范围内有钱人的住宅。包拯认为张方平身为朝廷重臣,失去廉耻,不可用,便弹劾张方平。宋仁宗听取了包拯的意见,就免去了张方平三司使的职务,任命吏部侍郎宋祁接替。宋祁博学多才,与哥哥宋庠同时考中进士,在当时享有盛名。但宋祁在调为三司使前,在任益州(今四川省成都市)知州时,蓄养许多姬妾,常常置酒高歌,寻欢作乐。这次调入朝廷,担任三司使不过二十天,包拯即弹劾他在益州饮宴过度,挥霍浪费,同时指出其兄长宋庠又是现任枢密使,身居相位,处于国家的机密重地,其弟宋祁再揽国家财柄,则兄弟二人权任太重。包拯上疏要求宋祁应该回避。宋仁宗又听取了包拯的意见,就把宋祁改任郑州知州,调离了中央机关。 
  如果故事到此为止,大家仍可相安无事,因为早已威震开封府的“包龙图”包拯连皇亲国戚都敢弹劾,弹劾个张方平、宋祁算啥?即便他宋祁的哥哥就是当朝的相爷,包拯就是包拯,弹劾了谁又会大惊小怪? 
  可事情偏偏是:宋仁宗免掉了张方平和宋祁,这不选,那不选,恰恰选中包公去顶宋祁的缺,去当“三司使”! 
  选中了他,他居然连一句推辞的话也不说,自信能当好这个财政统领,便立即痛痛快快地走马上任。 
  当时,官场上有个“游戏规则”,讲究“名节”、“谦让”、“避免形迹”。就是说,当一个官员接到被提拔重用的任命时,即使你心里早已急不可耐,行动上也不能表示立刻接受,一般总要上表辞让一番,以表明自己淡泊名利,不慕荣华,甚至还要说上几句自己才识浅薄、难当此任的话。可是,包拯是个实心秤砣,心口如一之人,他对那种表里不一虚情假意的“辞让”和过分讲究“形迹”的陈腐之风,早就厌恶透顶。想到过去自己曾在三司担任过户部判官和户部副使,又长期就任过州郡长官和转运使,担当“三司使”可以说是驾轻就熟的事,就没做任何推辞,立马赴任。 
   
  结果,一时舆论哗然。欧阳修竟也慷慨陈词,竭力谏阻,觉得这样委派不合适,要求朝廷收回成命。 
  欧阳修认为,包拯连续逐走了两个三司使,最后竟自己取而代之,这是“蹊牛夺田,岂得无过;而整冠纳履,当避可疑”。好比牵牛出去糟蹋人家的庄稼,固然不对,因而就把别人的牛夺过来变为己有,也显得太过分了。他说以包拯的才能资望,升迁任何职务都行,惟独不宜当三司使,自涉嫌疑,使人惋惜。 
  其实,欧阳修在这里对包拯并没有过多的指责,主要是在对朝廷提出意见,认为指责别人的过错,就容易被人说是“攻击”;搞掉人家的官职,也容易被人看作是“倾轧”。谏官、御史之所以不被人误解,而且更有威信,就是因为他们不避权贵,忘身为国,不贪私利,所以令人信服。现在包拯连逐两臣,却自居其位,此例一开,就会使天下的奸邪之人有了借口,也将使言事之官失去权威。如果此风一长,后患非同小可。所以朝廷应该保全臣下的名节,包拯也应该考虑朝廷的大体,另选他人为三司使最为妥当。 
  就是在这篇批评的奏章里,欧阳修还是对包拯作了许多肯定,如“拯性好刚,天姿峭直”,如“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于朝廷”。欧阳修的这些精辟而极富文采的用语,后来成了《宋史》中借用的对包拯的最佳评价。他对包拯的批评也只是“素少学问,朝廷事体或有不思”。这种批评,其实是恰如其分的,并不过激,更无恶意。 
  纵观包拯的一生,尽管他曾先后成为北宋财政、监察和军事方面的最高长官,智勇过人,忠直超群,但作为政治家的包拯却远非炉火纯青。 
  总之,这件事弄得包拯非常尴尬。在强烈的舆论面前,包拯不得不居家避命,没去上任。但是宋仁宗也就认定包拯担任三司使最合适,坚持成命。君命难违,包拯最后还是去了三司。 
  这以后不久,欧阳修和包拯相继进入“二府”,二人朝夕相处,共商国是,没有再发现政见分歧,表明所见略同,合作得很好。包拯的突然去世,据吴奎所记:“其县邑公乡忠党之士,哭之尽哀;京师吏民,莫不感伤,叹息之声,闻于衢路。” 
  从宋人笔记和府州方志上的记载看,包公逝世的消息报到朝廷,宋仁宗赵祯悲痛不已,竟停止办公,辍朝一日,亲自赶到包公家中吊唁。当他看到披麻戴孝的包绶年仅五岁,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小孩子,情不自禁地落下泪来,感叹道:“包拯一生公而忘私,从来没有给自己的子孙后代谋求福禄啊!” 
  包公的灵堂,设置在京城开封的御寺大相国寺的附近。前来瞻拜祭奠的文武百官、各界父老,如潮水一般,络绎不绝,在门外排起了长龙。开封百姓,扶老携幼,纷纷拥出家门,自发地汇集在大街小巷,或捶胸顿足,或摇头叹息,好像包公一走,大宋就失去了擎天大梁。开封上下处处可闻衷泣之声! 
  包公工作过的端州、陈州、雄州、霸州、瀛州、扬州、池州等州府,无不沉浸在一片衷痛之中。 
  噩耗传到包公的家乡庐州合肥,合肥城更是万人空巷,自发地云集到包公少年时读书的包河香花墩,“莫不感伤”,“哭声尽衷”。 
  那段日子,华夏大地莫不被阴云笼罩,真是天地动容;举国上下,官民同悲,衷声遍野。这在中国的历史上实属罕见! 
  宋仁宗为表彰包公的忠诚和建立的功勋,加封包公为东海郡开国侯,追赠他为礼部尚书;还根据包公孝敬父母、严肃处世、清廉刚直的一生,又以“孝肃”二字定为他的谥号。 
  对于包公的溘然去世,欧阳修肯定也是十分悲痛的。正因为不打不成交,欧阳修对包拯一生的理解,肯定会比任何一个人都来得深刻;再说,凭他的才学,撰写包公墓志也是得心应手的。因此他满怀热忱地“甘辞致唁,因丐为之志”,应该是情理中的事情。甚至,可以说,在当朝的文武百官中,为包拯撰写墓志铭最佳的人选,非欧阳修莫属! 

  可以想像到,欧阳修的这种心愿,最后竟被包拯夫人董氏婉言谢绝,该是多么的沮丧。这从后来出版的《孝肃包公奏议集》中,也能看出个中蹊跷。 
  包拯死后三年,一〇六五年,包拯的门生张田到庐州任太守,董氏把她珍藏的包拯生前所写的奏议底稿,交给了张田,由张田分成十五卷,三十门,计一百八十七篇,编纂成《孝肃包公奏议集》,即今天我们看到的《包拯集》。很显然,这部几乎汇编了包公一生奏议的集子,恰恰就没有收录包公弹劾张方平和宋祁的那两篇著名的奏议,以致今天已经失传。这不会是张田的一时疏忽,倒有可能是董氏知道这两篇奏议招来了欧阳修“蹊田夺牛”的批评,就把底稿扣压了下来,没有再交给张田;或是董氏虽给了张田,因为张田出于同样的考虑,在“取其大者”的原则下,把它删除了,其目的无非也是想把这件事从历史上淡化掉,免得长期“牵累”包拯。总之,欧阳修措词严峻的上书,无疑在包家引起过不小的震动,才被董氏认为是“有素丑公之正者”。 
  只要把董氏的言论与以上事件联系起来,结论便是不言自明的了:董氏惟恐歪曲了包拯,以误导后世,婉言谢绝撰写墓志的这个人,极有可能是欧阳修。 
  还因为当时的欧阳修地位高,名望重,吴奎在为包拯撰写墓志铭的时候,不能不提及此事,但虽提及,又不能不有所顾忌,遂含混地隐其姓名。也正因为吴奎的欲盖弥彰,留下了这个谜,却成了今天人们解开谜底的指示器。 
  果真如此,那就是天大的遗憾。欧阳修的道德、文章名冠天下,岂是吴奎所能企及!包公的墓志铭,如果出自欧阳修之手,势必会像韩愈撰写柳宗元的墓志铭一样,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成为中国文化史上又一桩千古佳话! 
  董氏毕竟是包公的贤内助。正如她的墓志所写的那样,“夫人佐公,承颜主馈,内恪尽妇道,外不失族人欢心者,盖十三年。”“孝肃渐贵,夫人与公终日相对,素风泊然。”她出生在一个官宦之家,自幼读书识字,有很高的礼教修养。自打与包拯结为秦晋之好,便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包公。包拯考中进士,任命为江西建昌县知县,父母不愿离开家乡合肥到江西,包拯为了父母晚年能生活得愉快,便放弃了别人梦寐以求的做官机会。董氏也心甘情愿地陪伴包拯,在家奉养双亲。包公从三十八岁开始,去各地做官,董氏则不辞风霜,紧紧地伴随其左右。她和包拯一样,举止端庄,生活俭朴,不讲究穿戴打扮,不贪图吃喝享受,不追求珍奇异物。当包公被提拔为枢密副使,参预执掌国政时,董氏也由仁寿郡君加封为永康郡夫人。按照当时的规矩,董氏要去向皇后表示感谢。她进宫时,依然是一身普通百姓的衣服。这使得皇后感慨不已,对宫女们夸道:“包夫人那般衣着,足见包拯是一个不谋私利的人啊!”连忙请求宋仁宗赐给董氏一套诰命夫人的服饰。 
  包公在开封去世,董氏和女婿文效带领全家老小护送包公的灵柩返回合肥,料理后事,并积极筹划把包公生前的奏议编纂成集,刊行于世。直到一〇六八年在合肥病逝,和包公合葬于一处。 
  然而,具有悲剧色彩的却是,从南宋开始,她就被包氏家族遗忘了,更被包公家乡的合肥人民遗忘了。因为,查遍流传下来的所有的包氏家谱、庐州府志、合肥县志,你根本就别指望可以查出一个“董氏”的名字来! 


  第九章包公儿媳其人其事 
  清理工作继续在进行。 
  被标为“七号墓”的坟墓,是位于整个墓地中轴线东南侧下方左起的第一座。挖开后发现是一座用石条砌成的、分为南北二室的夫妻合葬墓。两室均为红糙石砌墙,青石板作盖板,条石上满布着密集的斜条形凿纹。 
  北室的面积较大,按照“男尊女卑”的传统,该是男方墓室;南室较小,应为女方墓室。 
  北室的南壁,和南室的北壁,共为一墙。石墙是用长方形的石条由底向上平砌,到了墓口处用石板平铺而成。 
  清理时发现男方墓室的盖板已经不全,从塌陷到墓底的四块残断盖板的面积推算,还应该有八块盖板不翼而飞。再从北墙大部崩塌、条石破碎、位置凌乱的现象分析,此墓已被盗掘过。 
  两个墓室中的人骨架均已腐烂,只有头盖骨的碎片混于墓底的乱石与淤泥之中。陪葬的东西因被盗掘过,无从知晓了。在男方墓室中清理出漆果盒一件,残破得无法复原,只依稀可辨木胎内部髹着黑漆,外表髹着红漆。盖子上和底子上似乎是以十二个莲瓣形成,就其形象推测,当年肯定是一个相当精美的漆果盒,为墓主生前十分喜爱的一件器物。此外,还找出了残损陶器三件,属于陶罐、陶壶之类;再就是铜钱四枚,“乾元重宝”和“皇宋通宝”各一枚,其余二枚经泥土长期的腐蚀,字迹不清。女方墓室的墓口盖板却较为完整,没受到多大的破坏。但煞费苦心地搜索随葬的遗物,最后找到的也只有一枚“元丰通宝”的铜钱。 
  但是,就在这种看似枯燥无味的搜索中,奇迹又一次发生了! 
  看上去好像“一贫如洗”的女方墓室中,发现了一合墓志。这合方形墓志居然与包拯的墓志同等大小;墓盖上的篆字竟也和包拯墓志盖的一样,都是出自当时著名书画家文勋的手笔;撰写墓志的,想不到还是翰林大学士钱勰,志石上的文字也是当朝宰相文彦博之子文及甫的手书。 
  男方墓室之大,表明着他的高贵,却空有一方石椁;女椁虽较男椁要小,但非凡的墓志却让人刮目相看,显示着她生前的显赫! 
  男椁没留下丁点儿文字,女椁的墓志盖上却清清楚楚标明了墓主的身份:宋节妇永嘉郡君崔氏。崔氏的墓志出土时,两面的文字相当吻合并立于墓室的西墙之处,底部垫土夯实,志石仍十分平稳,刻文几乎没有受到丝毫的损坏。 
  从墓志上得知,原来这是包公长子包和长媳崔氏的合葬墓。 
  崔氏的墓志铭记述了一个十分美丽而且感人的故事。崔氏家住荆州(今湖北省江陵市),母亲姓吕,外公是当过三朝宰相的吕蒙正。因此,崔家与包家,算得上门当户对。她十九岁与包公长子包结为伉俪。包因包公官居高位,受到特殊的“荫补”,很小就获得“太常寺太祝”的官衔,但还未上任便于婚后的第二年病故。崔氏悲恸欲绝。谁知,祸不单行,几年以后,好不容易已经长到五岁的儿子包文辅又夭折。 
  包公和董氏失去了惟一的儿子,心如刀绞,但他们毕竟是开明的人,不希望崔氏在家守节,念及她太年轻,劝她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家庭。崔氏却执意不从,认为公婆失去独子已够悲伤,她再离开岂不叫老人更添一层痛苦,便说:“公公是天下敬慕之人,我能够代替丈夫奉养公婆,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其实,崔氏是个有心人,她已发现包公身边的媵女孙氏,突然被包公打发回了娘家,而孙氏是怀有身孕的。饱尝丧子之苦的崔氏,于是背着公婆,暗地里不断派人去孙氏家问寒问暖,送去钱财、衣物和食品。天遂人愿,后来孙氏生下一个男孩,崔氏又偷偷把男孩抱养在自己的房里,名为长嫂,实为养母。一年之后,在包公六十大寿之际,把孩子抱了出来,送到包公面前,说:“这是公公的小儿子!”不仅包公开怀大笑,已经痛失了爱子的董氏,也乐得合不拢嘴。 
  包公遂将这个一岁多的小儿子取名包。 
  包公去世之后,崔氏陪着婆婆,抱着五岁的包,护送着包公的灵柩从开封回到合肥。包家人刚把包公安葬完毕,崔氏的母亲吕氏也从荆州赶到合肥。母女多年未见,自然格外亲热,但小住数日之后,吕氏便向崔氏道出这次来的意图,原来,她已为女儿找了个有才有貌的郎君,要崔氏跟她一道回去。 
  可是崔氏决心已定,她说:“我已守节数年,如果想改嫁,就不会等到今天了。”吕氏一次次地开导女儿:“‘在家从父,出门从夫,夫死从子’,大家都是这样做的。如今你丈夫去世多年,儿子又死了,还有什么可守的呢?” 
  崔氏说:“从前我没有离开包家,主要是为了公婆。现在公公虽去,婆婆年事已高,还有一个小弟弟,如同我自己的儿子,包家的门户全靠我来撑持,我怎能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丢开他们不管呢?” 
  吕氏生气了,冲着女儿道:“我也老了,为了你,我千里迢迢,不辞劳苦地赶过来,你不跟我回去,我就呆在这里不走了!” 
  崔氏耐心地劝说着母亲:“如果陪伴母亲回去,顺便看看舅舅、舅母,这些都是我乐意做的;但您千万别勉强我去做不愿意做的事。” 
  几天之后,崔氏打点行装,只带了几件随身换洗的衣服,金银首饰一件不拿,连箱柜的钥匙也一起交给婆婆保管。并对婆婆董氏说:“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临走时,包府举家相送,庐州城的街道上也挤满了送行的人群。包从屋子里冲出来,紧紧抱着崔氏的腿不放。董氏抱起了包,泪流满面,对崔氏母女说:“孩子,你就放心走吧;也请亲家母多保重。” 
  大家都觉得,崔氏跟母亲这一去,将很难再见面了。崔氏却平静地说:“我会回来的。” 
  一路上,崔氏细心地伺候母亲,平平安安回到了荆州。舅舅、舅母对她的到来十分高兴,也都为她孝顺婆婆、抚养幼弟、舍己为人、矢志不移的古道热肠所感动。慢慢地,吕氏终于也理解了女儿的心思。终于有一天,崔氏拜别母亲,又踏上回合肥的路。 
  当崔氏重新出现在合肥街头的时候,人们真的是又惊又喜。这事,一传十,十传百,竟然轰动了一座庐州城。庐州知州张田听说这件事后,非常感动,于是撰写了一篇《节妇传》,上报朝廷。朝廷也大为惊异,传旨特封崔氏为寿安县君。 
  这以后,包渐渐地长大,崔氏请来启蒙老师,教包读书识字,并给包取学名包绶。包绶九岁时,包夫人董氏一病不起,崔氏亲自为董氏调理汤药,整天不离床头。董氏去世后,崔氏又一手张罗后事,修建墓室,刻写墓志,把董氏妥善地安葬在包公的墓地。从此包家的门户便全由崔氏一手掌管。崔氏将包绶抚育成人后,又由她做主,给包绶娶了庐州知州张田的女儿张氏为妻。 
  这时,当朝宰相文彦博念及“包拯之后,惟绶一身”,就给朝廷呈上《举包绶》的奏折。那时宋仁宗赵祯早已“驾崩”,继位的宋哲宗赵煦敕包绶做了濠州(今安徽省凤阳县)团练判官。张氏不幸早逝,崔氏再次主婚,让包绶与文彦博的小女儿文氏结为夫妻。 
  待这一切都办妥当了,崔氏就派人到开封一带去寻找包绶生身母亲孙氏的下落。最后把孙氏接到合肥,让包绶母子骨肉团聚。 
  崔氏还注意到族亲的侄子包永年先后失去父母,无依无靠。她把包永年收养下来,作为死去的丈夫包和自己的继子,一直将他培养成人。 
  崔氏在包氏家族中和社会上,都享有极高的声誉,在庐州一带流传甚广的“长嫂当母”的这句民谚,便由此而来。后来宋哲宗又下诏加封她为永嘉郡君。嘉奖的诏书便是当时著名大文豪苏东坡所撰。 
  敕崔氏,汝甲族之遗孤,大臣之冢妇,夫亡子夭,茕然无归。而汝能誓死不嫁,抚养孤弱,使我嘉名臣之后,有立于世,惟汝之功。苦已世子已死,其姜自誓,诗人歌之;韩愈幼孤,养于嫂郑,愈丧之期,若崔氏者可谓兼之矣。其改赐汤沐,表异其所居,所以风晓郡国,使薄于孝悌者有所愧焉。 
  诏书中所谓“表异其所居”,就是在包公的家门口为崔氏筑一座巍巍高台,台上再建一个气宇轩昂的门楼子,人称“节妇台”,以显示崔氏与众不同,享有皇上表彰的殊誉。 
  当年的那座“节妇台”,虽然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烟云之中,但苏东坡为宋哲宗代写的这个嘉奖诏书,却被后人收入《东坡全集·故枢副包拯男妻崔氏封永嘉郡君制》。 
  崔氏于绍圣元年,也就是一〇九四年去世,活了六十二岁。生前,包绶像对母亲一样地孝顺她。她去世的时候,包绶正在开封最高学府里担任国子监丞,闻讯之后,悲痛欲绝,连夜奔丧回到合肥,用对亲生母亲一样的礼节,披麻戴孝,为崔氏办了丧事。 
  比享有皇帝表彰更荣光的是,《宋史》为崔氏立了传。她的名字和包拯一样照耀史册。公公和儿媳,同时被写进了国史的,这在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之中,也是绝无仅有的。可以这样说,是包公的精神感染了崔氏,而崔氏的风范又为包公增添了异彩,于是同垂青史。 
  当然,没有崔氏,可能便不会有今天遍布天下的包氏后裔! 

  第十章 包公的临终遗嘱 
  位于墓地中轴线前下方左起第二座坟茔,被编为“四号墓”,清理后知道,这是包公的长孙,也就是被崔氏收养的螟蛉儿子包永年之墓。 
  土坑木棺,未曾扰动,棺骨大都腐烂。随葬的器物极其一般,除去宋墓常见的那种影青印花瓷钵、黑釉瓷碗、铜镜和铜钱而外,最显眼的,就是两边刻有缠枝卷叶图案的“宋宣教郎包公墓志”了。 
  从墓志上看,包永年在幼年时就遭遇父亲去世、母亲改嫁的不幸,孤苦伶仃的包永年是由崔氏一手抚养成人的,他对崔氏,如同儿子对母亲。 
  元丰年间,宋神宗赵顼追念包拯忠心赤胆,辅佐朝廷,下令把包拯的画像挂在太庙里面,即便是皇帝祭祀时也要有他的一炷香火,同时对包拯的后代给予妥善照顾。这以后,包永年被恩准参加考试,由于成绩优秀,就破格做了巢县主簿。可是,正当包永年准备赴任时,惊闻崔氏病故,于是他“杜门终丧,哀毁尽礼,乡闾皆称其孝”。他闭门三年,直到守孝期满,才到开封府咸平县(今河南省通许县)上任。 
  咸平当时是个很大的县城,商贾云集,市场繁荣。包永年到任后持身廉洁,尽心尽职,受到吏民一致的拥戴。后来调任袁州(今江西省宜春市)分宜县尉,负责维持地方的治安。由于他对县令图谋私利异常气愤,不甘心和这样的赃官同流合污,便毅然辞去职务,回家当了老百姓。 
  在这期间,包永年生母肖氏改嫁后的丈夫也去世。本来他们已经断绝了母子之情,但听说肖氏又孑然一身,生活无着,生性慈孝的包永年就又主动把肖氏接回家中,“晨昏侍奉,益敦子职”。包永年赋闲在家的六年之后,朝廷再次起用他为处州(今浙江丽水市)遂昌县令。就任只有一年,生母去世,他从遂昌县赶回合肥,“居丧如礼”,服除以后,才外出任职。 
  因为包永年才能出众,又为人谦和,同僚们棘手的难题,都请他出主意。他也总是有求必应。三年任满,临走的时候,全州的老百姓依依不舍,攀着他的车子,拦着他的去路,都想看一看这位名臣之后、人人赞叹不绝的好官。 
  政和八年,包永年晋升为七品宣教郎,去鄂州(今湖北省武汉)任崇阳县知事。由于长期过度的劳累,任期未满就患病请假回乡,去世时只有四十一岁。 
  他为官在外,不论在何处都保持着“孝肃家风”,从不贪求苛得,只知勤奋工作,去世之后,在他的衣柜里竟没有发现一点积蓄。 
  他先后娶过三个妻子,都是官宦之家的千金小姐,三人都在包永年之前病故。留下一子包完,尚小;三个女儿,两个出嫁,一个尚幼。正因为儿小女幼,家中贫困,包永年的丧事还是两个堂弟,也就是包绶的儿子包耆年和包景年凑钱给办理的。 
  今天墓室里清理出来的那一只瓷钵、两个瓷碗、一面铜镜和几枚铜钱,可以说是官至七品宣教郎的包永年生前的全部家当! 
  “五号墓”被掘开后,随葬器物竟同包永年的“四号墓”一样,也是清贫得惊人。除当时日常使用的铜镜、铜钱、瓷碗而外,似乎也只比“四号墓”多了一枚铜印、两件水晶珠和一方砚台。 
  从“五号墓”出土的墓志铭上确认,这是包公次子包绶和次媳文氏的合葬墓。包绶夫妻合葬墓的清理,让世上知道了包公身前身后更多的不为人知的故事。 
  嘉七年,即一〇六二年的五月十三日,包公正在枢密院处理军政要事,突然发病,从此卧床不起。包公心里明白,自己已是凶多吉少,来日无多。他把包绶(当时乳名还叫包)唤到床前。望着只有五岁还是个顽童的包绶,包公不觉连声叹息。 
  他心里十分清楚,他死后,儿子包绶会受到“荫补”,继续在朝中为官。正因如此,他才格外地放心不下。于是他拿起笔,写出了自己最想说的几句话,也算是自己的一份书面遗嘱了: 
   


  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仰珙刑石,竖于堂屋东壁,以照后世。 
  他告诫包绶以及后世子孙,一定要以廉洁为本,绝不允许去干那种贪赃枉法的勾当。如有了不肖子孙,不准他进包家大门,死后也不准埋在他的墓园之中。 
  遗嘱可谓写出了包公的性格。他还担心一纸遗书容易损坏丢失,又明确交代,要把遗嘱一字一句地刻在石头上,然后砌到堂屋的墙壁上去,让世世代代的人都知道,都来监督包家子孙的一言一行。谁违背了他的遗愿,就不是他包拯的后人。 
  包公卒于嘉七年庚午,即公元一〇六二年五月二十四日的夜晚。 
  包公逝世的消息,惊动了宋仁宗,宋仁宗亲自前往吊唁。当宋仁宗看到灵前的包绶只是个小娃娃,衣着打扮极其一般,环顾家中的陈设也与包公的身份相去甚远,禁不住一阵心酸,好久说不出话来。为了照顾包公的后代,当时赐给包绶很多钱物,还交代左右敕封给包绶一个“太常寺太祝”的官衔,并记录在案。 
  这以后包绶就随着家人回到合肥,在官府的帮助下,请了一位学问高、德行好的老先生做他的启蒙老师,开始读书识字。八岁时,逢上朝廷三年一次的祭祀盛典,百官照例晋升一级,包绶也由“太常寺太祝”转为“大理评事”。小小的年纪,便已取得当年包公考中进士后才取得的同等职位。不久,又加为“承事郎”,就是说,包绶还是童稚之年,就具有了八品官的身份。这显然是完全违背包公生前意愿的,因为包公一直就反对不分才智高低贡献大小,论资排辈地加官晋爵,以及为照顾重臣子弟的太多太滥的规定。但是他的这些意见也一直没有被朝廷采纳,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依然在沿袭,便使得包绶成了一个受益者。 
  不过,包绶还是挺有志气的。他没有在温室里萎缩退化,而是更加自强,奋进。他虚心好学,知书达理,遇事爱动脑筋,不大随声附和,人云亦云;他严以律己,又爱憎分明,时时刻刻把包公的遗言作为座右铭,一举一动,酷似包拯。 
  他第一次做官,是担任濠州(今安徽省凤阳县)团练判官。处世严峻,办事认真,奉公守法,不贪图财利,即便是对濠州知州也不含糊。知州见包绶身为名门之后,却从不以势位自居,又在群众中有极高的威信,遇到事情就总要先听一听包绶的意见。包绶就对知州直言不讳,因此二人相处甚好,团结一致给濠州黎民百姓办了许多好事。三年期满,离开濠州时,包绶博得一个“廉洁勤政”的好名声。 
  包绶以后调至京城,提升为七品宣义郎,分配做少府监丞,负责管理制造皇帝用的服装、车驾、宝册、符印、旌旗、标准度量衡,以及祭祀、朝令所需要的各种杂什。工作虽然千头万绪,却被包绶料理得井井有条。他把所有能工巧匠的积极性都调动了起来,赢得朝廷大臣一片赞许声,纷纷上书推荐他。尤其是包拯的同僚好友、当朝宰相文彦博的推荐书写得更为恳切,说:“故枢密副使包拯身备忠孝,秉节清劲,直道立朝,中外严惮,先帝以其德望之重,擢为辅臣,未尽其才,不久薨谢。”并指出,“包拯之后,惟绶一身,孤立不倚”,“能世其家,恬静自守,不苟求进。” 
   
  文彦博不仅倾力举荐,还把自己心爱的小女儿许配给包绶为妻。 
  由于受到朝廷的器重,这以后,包绶先是被调到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任国子监丞;继而进为宣德郎,主管宫宝、城郭、桥梁、舟车等的营造与修缮。在宣德郎任上,他通过认真调查研究,用现在的说法,就是把责权利结合在一起,大胆采用承包的办法,使得各项工程做到花钱少,进度快,质量又高,为大家所称道。 
  在提升为六品的通直郎不久,朝廷就任命包绶为汝州(今河南省临汝县)通判。汝州是个地瘦民贫之地,横行其间的豪绅恶吏为非作歹,弄得民不聊生,年轻人被迫啸聚山林,打家劫舍,境内极不平静。包绶到了汝州,为官清正,严惩奸商恶霸,打击贪官污吏。被迫走上山寨的人,纷纷回家务业,改邪归正,很快,汝州便呈现出一片平和安详的景象。 
  当包绶被晋升为正六品朝奉郎,调离汝州的时候,汝州的百姓扶老携幼,争先恐后想看一看他的风采,为他送行。赞叹不绝地夸赞他:“不愧是包公之后,难怪有这样的好官啊!” 
  崇宁四年,一一〇五年的金秋十月,包绶调任潭州(今湖南省长沙市)通判。赴任的时候,途经合肥,他安排好家事,便乘船沿南淝河进巢湖,然后入长江,溯江而上。 
  谁曾想,正值年富力强,前程似锦之时,包绶踏上的竟是一条不归路。在途中,他身染重病,船只开到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县)附近,便不治身亡,年仅四十七岁。 
  后来人们打开了他随身的箱子,发现除去诰命、书籍、著述、文具外,竟找不出一件值钱的东西,在场的人都惊呆了。 
  八岁就被皇上赐为“大理评事”,以后又掌管过皇室那么多的奇珍异宝,主管过宫廷里那么多工程的营造和修缮,还先后当过濠州团练判官与汝州通判,已是仕至六品的达官贵人,与世长辞时衣袋里居然只找出四十六枚铜钱! 
  于是,人们猜测:他的死,是连病带饿致死。 
  包绶结过两次婚。第一个妻子是包拯的门生,做过庐州知州的张田的女儿,张氏早年去世,包绶后又与文彦博的小女儿结了婚。相门出身的文氏,并不是一位雍容华贵的娇小姐。她恬静寡欲,生活俭朴,待人和善,从不以势自居,见人有急难,还乐于慷慨接济。她经常吃素,曾与包绶一道接受过道教的洗礼,把荣耀富贵只看作是蚊虫从眼前飞过。这也难怪,这时的北宋,已与包拯所处的时代大不相同,世风日下,官场也更加腐败,而他们却又严守父命,看重节操,不愿随波逐流与世浮沉,故而只能从道教求得心灵上的慰藉。 
  文氏也只活了三十多岁,比包绶早四年去世。 
  包绶和张氏共生了四个儿子、三个女儿,儿子分别叫包康年、包耆年、包彭年、包景年。三个女儿没留下姓名,但从墓志和家谱上得知,大女儿和小女儿也都在包绶生前夭折;包康年和包彭年也在包绶死后不久相继死去。 
  在研究墓志和家谱中意外地发现:包绶的一家共有十人,其中七人是在幼年和青年过世的。数包绶的年龄最长,也才四十七岁。想必包绶儿女众多,俸禄低微,却又为官清正,不贪不占,日子过得并不宽裕吧? 
  包绶死时,儿女们均未成人,一家老小只有依靠姑父文效和官府的接济度日,甚至没有能力将包绶的灵柩从黄州运回合肥。直到十六年后,包耆年、包景年都已安家立业,经济状况稍有好转了,这才把父亲的棺骨从湖北运回,葬入合肥大兴集包氏“大茔”,算是叶落归根。 
  包绶和文氏的合葬墓紧挨在包公墓的左下侧,棺木直接埋入土里,跟普通平民的葬式没有两样。包绶墓穴的随葬品,大都是他到潭州赴任时随身携带的日用品。如果没有墓志作证,谁能知道在这儿长眠的就是包拯的儿子呢? 
  包绶墓出土的几件文物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那方带有碎锭残墨的砚台了。砚台长十七厘米,宽十点八厘米,高二厘米,长方形的砚台水池却是椭圆的,造型十分精美,底部还斜刻着瓦形图案,于高雅之中显出几分古朴。 
  这是一种“抄手砚”,是由唐朝“箕形砚”发展变化而来,多见于宋墓中。当时各产砚地区都生产“抄手砚”,成为宋代的一种典型器物。 
  从包绶墓出土的这方石砚,经专家鉴定,系皖南歙州生产,通常被称作“歙砚”。这种认定十分重要。因为包绶作为包公惟一的传人,他用的只是安徽当地的歙砚,这就证实了当年包公去端州任知府,卸任时“不持一砚归”并非来自文人骚客的杜撰,而是确有其事。 
  

     第十一章 发现了包公遗骨 
  包绶夫妻墓清理结束后,程如峰的眼睛就盯住与包绶夫妻合葬墓相对称的、右侧隆起的那座大坟堆发怔:他实在不明白,包和包绶两对夫妻合葬墓都已打开过了,那个地方葬的又是谁呢? 

  探墓技工陈廷献最初在用“洛阳铲”探墓的时候,就感到奇怪。他围绕这座坟头打下了不少探眼。从“洛阳铲”带上来的土色看,好像没有含着棺木的“五花土”;几个探眼处的土层,都比较疏松,也没有发现被夯实的痕迹。 
  扒开之后才知道,这整座坟墓竟是一个“实心馒头”。里面没有墓坑,没有棺骨,全是用土堆成的一座假墓。干了大半辈子考古的吴兴汉,大为诧异;“半路出家”的程如峰,更是感到莫名其妙。 
  陈廷献也感到意外。但他在探墓方面毕竟见多识广,早听老辈人说过,古代有一种只有封土,没有坑位的假墓,那叫“疑冢”。它可使墓群的布局变得匀称、美观,又可设置假象,转移盗掘人的视线。 
  经陈廷献这么一说,程如峰果然发现,如果不是在又偏又小的“一号墓”发现了包公夫妻真正的合葬墓,而是把人们一向视为包公墓的坟头依然看作主墓的话,那么,包公三代的坟头就呈现出一个半月形,整个墓园就显得半虚半实,很不规整。已葬的不宜迁徙,新死的辈分低又不相当。正是因为加了这座“疑冢”,在墓园的中轴线上,它与包绶夫妻的合葬墓正好东西对称。这样,坟头的布局就由半月形变成了众星拱月的态势,从而使得主墓居高临下,巍巍独尊。 
  这确实不仅可以迷惑盗墓人,也显出了墓园营造上的独具匠心。“疑冢”的出现,使大家的注意力就全集中到了主墓上。“疑冢”使得主墓的地位不容置疑! 
  善于在墓志上花费脑筋的程如峰,把整理出来的五块墓志铭排在一起,相互对照,试图从字里行间窥出个什么秘密来。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发现,崔氏、包绶、包永年,三人的墓志都明白无误地注明,葬于“合肥公城乡公城里东村”,具体的方位分别是“先茔之次”、“实先茔之次”,以及“祖茔之次”。“先茔”也好,“祖茔”也罢,指的当然全是包公墓,它在告诉人们:他们全是葬在包公墓的下面。 
  这就表明:在他们上面的主墓,编为“六号墓”的那座坟墓,就是真正的包公墓。 
  问题是,包公和董氏二人的墓志石,又确实是在那个埋得十分草率而又边远的小墓中发现的,并且,还发现了一个人的遗骨。至于是何人的遗骨,尽管一时半会儿还很难确定,但至少可以肯定,那个小墓只会是包公夫妻的迁葬墓。 
  那么,“众星捧月”的主墓,是否就是真正的包公墓,或者说是包公夫妻的原葬墓呢?主墓里,现在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呢?它的里面,又将有一些什么样的秘密告诉我们呢? 
  周围“之次”的其他坟茔,大都发掘结束了,该是清理编为“六号墓”的主墓的时候了。 
  揭开了“六号墓”的墓室之后,一座精心建造起来的地宫便豁然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这座主墓果然非比寻常,整个墓室全是用条石砌成,条石又是以红砂石为主,少量青石。不论红砂石还是青石,外表都密密麻麻十分精细地凿有细纹形的柱状图案。东西两壁各用了三排条石,每排为十四根,齐齐整整向上叠砌,构成了一座坚固的拱形。各层条石的两端都削出斜石,有的斜面上还凿有凹槽,这种凹槽显然起着榫卯的作用,以加固墓壁的强度。 
  整个地宫筑造得固若金汤而又气势夺人! 
  石门两边的石墙,因损坏严重,残石已散落于泥土中。从墓门砖严重破碎和凌乱的迹象分析,盗墓者已多次光顾。地宫的石门洞开着,室内空无一物。 
  然而,令人振奋的是,在墓门外一米处的封土里,发现了墓志盖上的一个角。把它和从“一号墓”出土的董氏的墓志盖相比照,结果,不大不小,不长不短,不厚不薄,严丝合缝,正好补上。 
  这一实物证明,这个一向被包家人认作主墓的大坟头,确实正是包拯夫妻的原葬墓。遭到破坏之后,包公的棺骨就被包氏家族偷偷迁到了“一号墓”。因为迁移时的惊慌,也可能因为董氏棺木已朽,没来得及或没办法随同迁走,才造成后来的一号小墓成了“一棺两铭”。也许是质地坚韧的楠木棺材使得包公的遗骨大多留存至今,而董氏的遗骨,早就在自己的墓棺中化成了泥土,总之,找遍了“六号墓”的地宫内外,也没有发现一片残骨。 
  从包公夫妻原葬墓的最后确定,越发看出建造“疑冢”的重要。平地堆出那么一座“疑冢”,就掩护了下面的包公的迁葬墓。包公的原葬墓屡被盗墓者穿穴而入,而包公却在迁葬墓里,安安静静地长眠了七百多年。 
  只是为了乱人耳目才发生的这些重要的变故,连包氏家谱上也都没有一点文字记载,竟害得包氏的后裔们全蒙在鼓里,年年岁岁去为一穴空墓祭扫。 
  但是,不管怎样说,包公墓之谜到底解开。剩下的,就只有请有关专家把从包公墓棺中收集到的遗骨作一科学鉴定,搞清是包公的,还是包公与董氏二人的。如果时间允许,那就一鼓作气把其他坟墓也都清理一下,估计还会有新的发现。但又似乎可以肯定,剩下的都不会是太重要的坟茔了。至少,不会再有奇迹发生了。 
  对遗骨进行鉴定的任务,很自然地落在了专搞旧石器研究的方笃生的身上。本来这事在方笃生看来并不难,因为他过去在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学习过半年,里面的专家学者大都熟悉,可是,眼下正闹着文化大革命,这一类的研究所是“反动权威”和“臭老九”的云集之地,这几年都发生了哪些变化,他不可能知道。所里还有没有熟人?这封信他应该寄给谁?他甚至怀疑,经过“横扫一切”,那个“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还有没有了,也都难说。 
  不管怎么样,都得试一试。方笃生挑选出部分最典型的遗骨,细心地装入邮递专用的木盒子。开始,他很想以自己的名义把信写给著名的古人类专家吴汝康,等到把“吴汝康”三个字写出来后,他又改变了主意。他怕这事会给吴教授惹出不必要的麻烦。社会上在批判清官,他请人家来鉴定包公的遗骨,没事都会添出乱子来。 
  这么一想,方笃生就干脆公事公办,对清理包公墓的事也只字不提。他写道:“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此骨一九七三年四月间出土于合肥市东郊大兴集宋墓中,请鉴定是男性,还是女性?及其年龄。鉴定结果,请给正式鉴定书。”写完,又看了一遍,觉得希望鉴定的内容以及要求都提到了,只是考虑到此次吴兴汉是头头,为慎重起见,他还是把老吴和自己的名字都写了上去。 
  他把这包裹邮给了中国科学院业务处。他以为即便有回音,也需要很长时间,没想到只隔了一个月,对方不仅寄来正式的鉴定书,遗骨也“完璧归赵”,尽数邮了回来。 
  鉴定书写在一张中国古生物学会的公文纸上,流利的钢笔字写出了三点鉴定意见: 
  1、头骨片:额骨片附连顶骨前囟部残片,骨片很厚,额骨中心部位厚度十一点二毫米,顶骨前囟点附近为七点八毫米。这个数字与北京猿人五号头骨接近;冠状缝内外面均全部愈合,矢状缝仅看到前囟点附近一小段,亦全部愈合。 
  2、肱骨:左肱骨干一段,肱骨比较粗壮,三角肌粗隆比较发达。肱骨干中部最大径为十七点二毫米,最小径为十五点六毫米。 
  3、年龄性别:根据头骨比一般人厚得多、肱骨干比较粗壮和三角肌粗隆比较发达,具有男性骨骼的特征;从矢状缝和冠状缝全部愈合判断,年龄应在五十岁以上。 
  由于材料过分残缺,以上鉴定仅供参考。 
  鉴定书的下端,签有“四室韩康信”字样,日期为:一九七三年七月三十日。鉴定的结果,没出方笃生所料。鉴定的结果进一步证实:这正是包公的遗骨! 
  

        第十二章  包公墓守护人的传人 
  为了便于包家另行安葬,也是出于一种尊重吧,发掘清理工作一开始,合钢二厂就批来木材,做了许多长五十厘米,高和宽各三十厘米的小棺匣子。凡是可以确定下来的死者,其遗骨都分别装进那些匣子里;无遗骨的,只能抓上两把墓土。为防止相互混淆,程如峰还在那些匣盖子上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写上姓名。 
  六座无名墓里的尸骨几乎都腐烂得难以辨认了。因为没有墓志一类的文字留下来,家谱上又无记载,难以确认他(她)们的名字,程如峰只得在那些小木匣子上,姑且写上“无名氏”,连男女性别也一概省略了。 
  有一天,包公三十三代孙包义旭指着墓地西南边的一大片稻田对程如峰说:“那里原有几座老坟,农业学大寨搞农田基本建设时,全给平掉了。其中还有个王朝墓呢。包公去世后,一直跟随包公的张龙、赵虎、马汉,都流落江湖了,只有王朝一人死活不肯走,他不仅护送着包公的灵柩回到合肥,为了照顾包公的一家老小,从此他还留在了包家,直到生病去世。因为王朝对包公的一片忠心,他与包家的那种特殊关系,包公子孙也就把他看作了包家人,死后自然就葬在了包公墓园。从前我们每年清明节上坟,也都要给他培一锹土,插一根‘纸标’,像对自己的祖先一样地祭拜他。” 
  包义旭指指点点说给程如峰听,但那些地方早已改为水田,确实没有了坟包。至于王朝其人,程如峰原只当是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史书上、墓志上,并无记载,但他还是被包义旭讲的这个故事深深打动。 
  这倒使程如峰想起了《包公铡包勉》的故事来。 
  那故事流传得很广,还产生了一出著名的京剧。剧中包公怒斥其侄包勉,有两句唱词几乎家喻户晓:“骂一声小包勉胆大的畜生,初为官你竟敢不清不正,贪赃银受贿赂苦害黎民!” 
  但是,在整个包公墓群的发掘清理中,查遍了包氏三代墓志铭,压根儿就找不出一个叫包勉的人。有史可考的是:包公祖孙三代都是克己奉公、廉洁守法,深受老百姓爱戴的清官。 
  从包公墓动土那天起,围观的人就没有间断过。在人山人海的围观者中,有一位极不起眼的老人。每天,他农活一干完,就会出现在清理现场,风雨无阻。常常是大家已陆续散去,他依然还站在铁丝网外边,不急不躁,不言不语,又很有兴趣。 
  这一天,主墓发掘结束,清理工作也已经收尾,发掘清理的队伍正准备从黄泥坎撤走,他突然说了一句奇怪的话。 
  “这墓是假的。”他说。 
  他说得不紧不慢,却十分认真,丝毫没有一丝玩笑的成分。 
  他的口气是十分肯定的:“包公是单独安葬的,他的墓还在上头呢。” 
  程如峰这时正站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听了老人的这番话,不免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怎么可能?”程如峰想,黄泥坎地面上的所有坟头,都被清理得一干二净,连“无名氏”的都一一“解决”了。老人说的“上头”,那里不是水田就是公路,并无隆起的土丘。 
  程如峰认真打量眼前的老人,他发现,这是个年逾古稀之人,在他的脸上,写满了人世沧桑;一双皴裂的手,足见他的一生是多么辛劳。 
  但是,老人说罢那句话后,并不嗦,转身就要离去。 
  老人的这种肯定,引起了程如峰的注意。胡适有句著名的话,就是:“做学问要在不疑之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之处不疑。”他喊住老人:“请问贵姓?” 
  老人倒是爽快:“我叫夏广宏。”他往不远的村子一指,“就住在附近。” 
  “你怎么可以肯定这座主墓不是包公墓?” 
  “信不信由你们。”老人说罢,便管自离开。 
  第二天,程如峰和吴兴汉一道,在大兴公社双圩大队夏大郢东村,找到了夏广宏老人。这真是天上落下一根线,正好掉进了针眼里。原来他们寻访的这个夏广宏,他的祖先世世代代都是耕种包公墓田,看护包公墓的。 
  听老人介绍,解放以后,特别是人民公社化以后,包公的墓地不断受到蚕食。他急得猫抓心似的,但又想不出别的办法。合钢二厂一兴建,这一片发生的变化就更大。夏广宏说:“二钢一建,周围的农民就‘三改’了,土墙改砖墙,草屋改瓦屋,烧草改烧煤了;但包公墓园也就随着二厂的扩建,彻彻底底消失了。” 
  他说,文化大革命开展以后,包公墓地受到了一次更大的破坏。背地里他流了好几次泪,痛苦得几宿睡不着觉,却又无能为力。今年春上,听说包公墓群整个儿要迁走,这使他如闻晴天霹雳。一家人世世代代就是这样守护着包公墓过来的,要把包公墓迁走,他心里怎么也接受不了。因此,打从清理的队伍开进黄泥坎,他就变得丢三拉四,说是在田里忙活,心却飞到了清理现场,一天不到坎上转上一转,人就像丢了魂似的。后来他终于看出,来清理的这些人,都还不错,并不是来破坏的,对包公的墓群没有恶意,工作认真,言谈举止对包公充满着崇敬。 
  主墓清理结束了,眼看大家抬腿要走人了,夏广宏老人这时才觉得有句话不说,就像一根鱼刺梗在喉管里,一辈子都会不好过。 
  他对程如峰和吴兴汉回忆道:“我自小就听说,真的包公墓不是坎上那座最大的坟头,而是埋在了一块油菜田的田埂底下。虽然那儿以后再没种过油菜,我却牢牢地记住了它。” 
  程如峰忙问:“现在那块田还在吗?” 
  夏广宏果断地说:“就在公路下面。” 
  吴兴汉疑惑地起身向窗外望去,程如峰也不禁打起了眉结。夏广宏看出二人的疑虑,便带着他们出了门。他竭力地回忆着,然后,走到公路的一处,肯定地说:“就在这段公路的下面!” 
  为了要他们相信,夏广宏又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是这儿,不会错。” 
  要切断公路,绝不是一件小事,但是老人坚定的态度,又让程、吴二人不能不信。二人回到工地后,请探墓高手陈廷献使出看家本领,先用“洛阳铲”在夏广宏老人圈定的范围,纵横交叉地打出“十”字形的两排探孔。为保险起见,陈廷献又上下左右地补了几眼探孔。 
  结果出来了:夏广宏老人没有说错,公路的下面确有一个石造的地宫。其规模远比坎上的“主墓”还要大。夏广宏老人十分高兴,大家也都惊喜不已。已经准备回市局的公安民警张西觉,这下又有了用武之地。要从中切断人家的公路,免不了有许多麻烦事,也只有张西觉出面才合适。这时,合钢二厂基建处的张国麟和王占魁也忙碌起来,他们领着一帮民工,在需要挖开的公路旁边,连夜抢修出一条便道作暂时通车之用。 
  一九七三年七月三日,这座被编为“八号墓”的坟茔,正式开工清理。 
  “八号墓”挖进公路四点一六米的深处时,地宫的遗迹便初露端倪。这确实是墓群中最大的一座。墓门朝南,与原先认定的那座“主墓”,正好坐落在同一条中轴线上,南北长四点八米,东西宽五米,横宽纵短,几近正方形。掘开以后,认真丈量了一下,其总的面积约为二十四平方米。因为早期已被盗,封土堆荡然无存,墓室上方的地平面又作为公路使用,墓室的高度便不甚明了。 
  总之,从墓室上部,直至墓底,在东西长六米、南北宽五米的范围内,大面积的填土十分混杂,显然是盗掘时所扰乱。填土内找出朽木六段,周边为圆形,没经加工,推测这些木头可能是盗墓者弃置的盗墓工具。在填土中还发现了大量块状的灰白土,以及零碎的砖石,而石块与砖块的质料又是和墓底出土的砖石十分相似的,这说明当初的盗墓者是用大揭顶的方式,明火执仗公开破坏的,绝非一般小偷小摸! 
  整个墓底居然没发现一块铺地的砖石,由此看出,那次盗墓的目的不仅仅是获得包公墓中的文物,更多的是一种发泄,而且,显得穷凶极恶! 
  清理的工作是十分仔细的。为了不让任何一点有价值的东西被遗漏过去,下墓室的同志动作都是格外小心的,因此,进度明显慢了下来。 
  一天天过去,几乎一无所获。 
  这天,程如峰和吴兴汉一大早就来到市政府广场,像往常一样,赶上开往东郊大兴集最早的一班公共汽车。车还未到终点站,就发现合钢二厂的张国麟站在站牌底下,急吼吼地朝汽车张望,车一开近,他便喜形于色地说:“有东西啦!” 
  二人忙问:“挖出了什么?” 
  张国麟激动地又是说,又是比划,可二人却越听越糊涂。不过他们还是明白终于挖到有价值的东西了,好像是块雕成人模样的木头。 
  跟着张国麟,他们一路小跑赶往现场。 
  原来墓底已经清理出来了,虽然没发现棺木及人骨的迹象,却在墓室的西北角,下距墓底也只有三十厘米的被扰乱的填土中,发现了一件“雕成人模样的木头”。 

  这是件木雕男俑。高三十四点五厘米,头部戴着冠状帽,帽的正面刻有一个清晰的“王”字,帽顶部平坦,正中有一圆形小洞;身穿方领长袍,腰束宽带,双手安详地叠放在胸前,作持物状,手中凿有一圆孔。整个形态,道貌岸然。 
  这木雕男俑说明了什么呢? 
  后来还是程如峰从《宋史》的《礼志》中破译了个中秘密。据《礼志》记载,大臣墓内置有“当塘、当野、祖思、祖明、地轴、十二时神、志石、券石、铁石”等随葬品。这是一种极高的荣誉。“八号墓”出土的这件男俑,便是“十二时神”之一。十二时神是用以报时的。按照中华民族特有的十二生肖: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犬、猪,分别代表一个具体的时辰,那个木俑手中的圆孔就是用来固定这些生肖塑像的。 
  这么看来,“八号墓”墓室中原先就应该有十二件同样的木雕男俑,被掘墓者盗走了其中的十一件,而这一件显然是侥幸地遗留在了填土之中。 
  于是,墓主的身份便被进一步证实了:只有官至二品的包拯,才可能享有“十二时神”陪葬的殊荣! 
  这种结论,不久又得到另外的证实。在墓室南端的正中处,发现了一个用方形的砖砌出的台子。砖台的底部为原始生土,夯实后铺上了厚厚的石灰层,上砌砖台,十分坚固。毫无疑问这是置放墓志铭的砖台。原来“一号墓”出土的包公墓志,就是从这儿迁移过去的! 
  整座墓遭到破坏的程度,与包公墓志石被破坏的程度,完全相符。这一点又是可以互相印证的。再从整个墓群各坑位分布的情况看,这座墓虽被埋入公路,但它依然是坐落在黄泥坎的高处,有着高屋建瓴之势。其规模之大、构造之精,无不显示出墓主人的崇高的身份。 
  程如峰于是再次研究董氏墓志。虽然已经研究很多遍了,但他相信,人们的许多判断,常常是会被思维的定势牵着鼻子走的。开始发现“一号墓”里有两合墓志铭时,大家便不约而同地以为那可能就是包公夫妇的合葬墓,虽然地处偏僻,隐蔽,或许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当打开“六号墓”,找出了董氏墓志石缺损的一角后,发现墓室很大,就又判断它肯定就是包公夫妇的原葬墓。现在重读董氏墓志,虽然还是那么一句“衬于尚书之茔”,方才意识到它的另外一种解释。 
  本来,“衬于尚书之茔”七个字,已经说得很清楚,但最初大家只是把“衬于”理解为“陪伴”了。既然是“陪伴”,那肯定是夫妻的合葬;现在再琢磨,这“衬于”分明就是“陪衬”的意思。“陪衬”便不可能是一茔合葬,而只应是二茔邻葬。事实正是,这两座大墓紧紧相依,且坐落在同一条中轴线上,看上去有些相似,实际却是一大一小,一上一下,这样也更符合当时男尊女卑的世风习俗。 
  这才是真正的包公墓! 
  这座坟茔,既无文字资料可考,更无地面痕迹可寻,近千年来,守护墓田的人,却凭借着代代口传,将它的位置准确无误,铭记至今。为避免再次遭到洗劫,这条信息居然对包公后裔也进行了“封锁”,实在令人惊异! 
  假如夏广宏老人在这之前仙逝,那么,真正的包公墓势必将成为人世间一个谁也无法破译的千古之谜! 
  假如,合钢二厂不是在此处建石灰窑,不是包公墓群必须迁移,这项清理工作不曾发生,那么,包公的后世子孙,千秋万代都会把董氏的坟头当做包公墓继续扫祭! 
  假如,董氏墓志不出土,董氏的墓室不大白于天下,那么,生前与包公相依为命的这位“诰命夫人”,会因为史书方志上无文字可考,包氏家谱上的张冠李戴,而永远沉冤于地下,无法被世人知晓! 
  假如,不是包公墓群的六合墓志同时出土,假如,我们轻信了史志和家谱,那么,包公前二代、后三代计六代人中,除崔氏一人而外,他们的所有的配偶,将无一幸免地成为尘封地下的历史秘密! 
  假如,是的,假如不是包公墓、董氏墓和崔氏墓三合墓志铭的相继出土,那么,人们将永远永远也不可能知道,为包氏家族延续香火,以至人丁兴旺,这其中多亏了包公身边的一个孙姓女子,和被《宋史》及家谱都搞错了名字的包公的次子包绶! 
  假如,没有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假如这一切都没有发生,那么,通过清理发掘才知道的发生在包公家族中的那许许多多的故事,我们将永远不得而知;包公的遗骨,也将可能随着时间的更迭,和常人一样,最后化为泥土,不可能再见天日! 
  历史的真相被保存下来,有时实在是十分偶然的。与之有关的任何一节链条,哪怕看上去完全是微不足道的,一旦断裂,就会连最重要的东西也尽数失去。然而,往往就在那些被看似最脆弱的链条行将断裂之时,冥冥之中就会有一股强大的力量,让一个奇迹猝然而至。 
  夏广宏老人的出现,无论如何是个奇迹。 
  在程如峰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六日的日记上,记下了对夏广宏老人最初的印象:他生于一九〇〇年,当时七十三岁。他曾干过十多年的石匠活,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石匠;他能如数家珍地向你道出那些地宫以及出土的墓志石都采自何处。他说包公地宫的石料,是从包公老家肥东县小包村的东大山上开采的;董氏地宫用的是红糙石,那是在合肥西门外的九里沟就地取材的;几合墓志的石料全来自巢湖边上的庐江县金牛铺,只有那里的大青石纹理细,绵性强,宜于刻字雕花。他提供的这些口头资料,和后来对石料产地的确定,都对包公墓的研究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据夏广宏老人回忆,大兴集黄泥坎这一带,土名曾叫“汪家圩”,最早就叫“夏家岗”。原先,他们夏家并不耕种包公墓田,他的岳父才是看护包公墓的传人。岳父姓邓,只生一女,邓女嫁给他之后,看护包公墓的事儿,便也落到了他的身上。 
  夏广宏说,邓家守护包公墓是世代相传。传到他这一代时,真正的包公墓早就没有了坟头。这个秘密也就成了只有耕种包公墓田的守护人才能知道。 
  夏广宏老人的这句话,引起了程如峰的格外注意。他于是联想起南宋庆元五年(一一九九)包公诞生二百周年时,淮西路安抚使王?之重修包公墓时,林至写的那篇《重修孝肃包公墓记》,里面就曾说到那次重修时除加高了坟头,还特地砌了围墙。于是,就根据林至的文字资料和夏广宏老人提供的线索,清理小组又对包公墓群的周围,试探性地进行了一次挖掘,居然就在包公墓与董氏墓之间挖出了宋砖砌出的一段墙墓! 
  这段墙墓,解开了又一个谜,这就是说:早在七百一十四年之前的南宋庆元年间,真正的包公墓就已经被圈出了“包公墓群”之外,就已经把董氏墓当做包公墓加以整修了。 
  可是,庆元年间又何以会干出这等荒唐事呢? 
  认真研究林至撰写的那篇《重修孝肃包公墓记》,还是能够找出答案的。那里面说,“中更兵火,子孙流离”,包公墓“封丘荒颓,穿木剪拔”,“碣墓记藏”,以致闻者“为之恻然”。 
  不难想象,在林至的眼里,一场战乱,包氏子孙四处逃难,坟茔狼藉一片,包公的棺骨及墓志铭均不知去向。既然“封丘荒颓”,地面上的坟包已经受到极其严重的损坏,在那样一种情况下,把董氏墓当做主墓重修,将包公墓圈出了包公墓园,也就不奇怪了;再说,偷偷迁葬包公棺骨和移走墓志铭的包氏后人,因为心有余悸,或是从保护好包公墓着想,明知官方错修,也不愿吐露半点真情,这些同样是可以理解的事情。 
  问题是,如此重要的秘密,包氏子孙后来为什么会一点不知情? 
  为搞清这一谜团,程如峰又通过丁宁的帮助,一头钻进了安徽省图书馆古籍部,他要在那些尘封多年的各种历史文献中,去解开这一谜团。 
  他终于注意到,从包公入葬,到宋宁宗庆元五年,这中间的一百三十六年,合肥就蒙受了三次金兵的侵扰。最大的一次兵火,当数“靖康之变”,金兵大举南下。《契丹国志》提到金兵灭辽时,就曾对上京乾川、显川等地的辽代陵墓大肆发掘,盗取金银珠宝无数,所有神殿烧毁殆尽。《历代帝王宅享记》和《历代陵寝考》中,也有金兵破坏北宋帝王陵墓的记录。从包公墓厚重的墓志碎成数块,地宫竟遭“大揭顶”的破坏来看,这绝非一般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盗墓者所为,多半是金兵。 
  金兵三次占领合肥的时间分别是:建炎三年(一一二九年)、绍兴十一年(一一四一年)和绍兴三十一年(一一六一年)。建炎三年十一月,金兀术攻陷合肥,不久渡江南下,次年九月败回,宋兵收复合肥;绍兴十一年元月,金兀术再陷合肥,攻至合肥城东百余里的柘皋,后被宋将刘、杨沂中所败,二月退出合肥;绍兴三十一年十月底,金主亮再克合肥,进至长江,在采石矶战败,退至扬州,后被部下所杀,这年年底,合肥复归于宋。 
  金兵占领合肥时间最长的是第一次,达十个月之久,攻势最猛,行径也最残暴,破坏包公墓的可能性最大。后两次侵扰的时间都不长,但金兵都是被宋大败之后的卷土重来,报复性的滋扰与破坏,其残暴与凶猛,甚至会比第一次有过之而无不及。三十二年中间,金兵拉锯似的三次出入合肥,作为宋朝重臣的包公之后,完全可以想象,他们是度日如年,躲之惟恐不及,谁还敢把包公墓中的秘密吐露半句,天长日久,后来的子孙们不再知情,也是符合情理的事情。 
  至于《重修孝肃包公墓记》里为什么没有明确写出包公墓的破坏者,程如峰认为,这个答案也只有从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找。包公去世后的六十六年之后,北宋寿终正寝,虽其后出现了南宋,但就整个国力而言,已无法与北宋同日而语。尤其是南宋与金自“壬戌之盟”后,两国以淮河为界,宋已对金称臣,每年宋廷都得给金国进贡白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合肥距国境线淮河不过二三百华里,史称“边城之地”,作为南宋官员的林至,即使受淮西路安抚使王所托,撰写《重修孝肃包公墓记》,又怎敢触犯太上皇的尊严,指名道姓,署文勒石,直指金兵,以招来杀身灭族的大祸? 
  程如峰这些推测,很有道理,可惜没有更具体的史料可以佐证。而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迟到的盗墓者在一无所获之后,恼羞成怒因而实施毁灭性破坏的可能,也不能绝对排除。有时,历史也只能留给历史了。 

  第十三章 河南也有个包公墓 
  一切清理工作,终于在一九七三年八月底结束了。 
  从四月到八月,从春到夏直到秋,大伙早出晚归,在大兴集的黄泥坎整整忙活了一百五十多天。辛苦是够辛苦的,但打点一下取得的成果,心里面还是乐滋滋的。 
  回头看看被发掘清理的现场吧: 
  一个坟头、一个墓室、两具棺骨,那是包绶夫妇的合葬墓; 
  一个坟头、两个石椁、两具棺骨,那是包夫妇的合葬墓; 
  一个坟头、一个石椁、一具棺骨,那是董氏的墓; 
  一个坟头、一个墓室、一具棺骨却有着两合墓志铭的,那是包公和董氏的迁葬墓; 
  只有一个石椁,已经被埋在公路下面既没有坟头也没有棺骨的,那是真正的包公墓。 
  除此而外,还有六座“无名墓”,以及只有坟头而既无墓室又无棺骨的“疑冢”假墓。 
  清理完了包公墓群,也就把深埋在地下的有关包公一家人的千古之谜,一个个地解开了。 
  但是,且慢,就在程如峰、吴兴汉也都认为这活儿干得“尽善尽美”的时候,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陈怀荃,却心事重重地从江城芜湖赶到合肥,来到了大兴集的黄泥坎现场。 
  他首先肯定包公墓志铭的出土是中国近年来考古事业上的一项重大发现;而一次性地把一位著名的历史人物的家族墓群一个不剩地发掘出来,这在全世界考古界也属罕见。 
  “不过,”他的话锋一转,“开封你们去过吗?” 
  程如峰不大清楚对方问话的意思,他摇了摇头。 
  陈怀荃说:“开封也有个包公墓。” 
  这意外的一句话,让程如峰一怔。在这之前,他从没听谁这样提过,但是陈教授说得言之凿凿,又叫他不能不信。 
  “你们最好也去看看到底是咋回事。”陈怀荃自己也希望搞明白。 
  程如峰当即向吴兴汉汇报了这个新情况,吴兴汉听了也感到意外。 
  河南省的开封市,北宋时曾一度作为京城。包公担任开封知府时,执法如山的故事是家喻户晓的,“包青天”的形象也是在开封树立起来的。但开封也有个包公墓这事,程如峰和吴兴汉都是第一次听说。 
  如果陈教授的话是放在发掘清理工作之前,他们或许能够相信,因为包公生在合肥,不一定就葬在合肥,再说合肥也早有“包公墓是假的”的传闻。等他们亲手挖掘了包公墓,还叫他们怎么相信别的地方还有包公墓? 
  当然要去看个究竟。程如峰考虑现场的发掘工作虽然结束了,但吴兴汉还有许多具体的案头工作要做,开封也只能由他去,就说:“你忙你的,我们市文化局来的两个同志跑一趟吧。” 
  于是就在吴兴汉转入室内,修补文物、绘制图表、冲印照片、研究资料、撰写发掘报告的时候,程如峰和汪冰盈踏上了西去的列车。 
  那时候,从合肥到开封的铁路线还没修通,他们得先赶到蚌埠,然后再转乘上海去西安方向的火车。到了开封,两人先找文化局,开封市文化局的文物干部徐伯勇热情接待了他们。 
  徐伯勇十分健谈,也十分坦率,他不问当下的报纸电台是怎样的贬损包公,他说开封人喜欢包公,非常崇拜包公,包公是开封人民的骄傲。 
  他领着程如峰和汪冰盈兴致勃勃地去看“包府坑”,介绍说那儿就是当年开封府衙门的所在地。他说,衙门外竖了一块大石碑,上刻《开封府题名记》,把北宋期间每一位当过开封知府的人的姓名、官职、任职年月,都刻在上面,共一百八十三位。包拯的名字自然也在其中,他是第九十三位。从宋仁宗嘉二年三月干到次年六月,总共一年零四个月。包拯虽只“坐堂”一年多的时间,却名声大振。由于人们非常爱戴他,凡看过《开封府题名记》的人,都要在上面寻找他的名字。猛地一下发现了,就激动地伸出指头指指点点。指点的人多了,那石碑便有了一个很深很深的凹坑,竟把“包拯”二字磨得水光玉亮。 
  他说这块珍贵的碑石至今完好地保存在开封市博物馆里。因为他们来得不是时候,没法看到,这使两人都感到遗憾。 
  程如峰打问起开封包公墓的情况。徐伯勇却惊讶得张大了嘴巴,说:“你们搞错了吧,开封没有包公墓呀。” 
  一听说开封没有包公墓,程如峰反倒傻住了。 
  马上,徐伯勇像想起什么似的,又说:“巩县有一个北宋皇陵区,那儿倒是有座包公墓。” 
  “巩县在哪儿?”程如峰曾在史书上见到过这地名,别的,就都一无所知了。 
  徐伯勇说:“巩县就在郑州与洛阳之间,不远。” 
  徐伯勇还说:“河南省历史研究所所长黄永清,研究包公比较早,曾发表过这方面的专门论文。他登在《开封师范学院学报》上的《论包公》一文,六四年我就读过。为研究包公,他没少吃苦头,运动中批他是‘封建统治者的乏走狗’。可批归批,研究照样研究,他认为‘清官比贪官更坏’、‘更具欺骗性’的观点纯粹扯淡!” 
  程如峰听说去巩县要经过河南省会郑州市,决定去拜访一下黄永清。 
  当程如峰找到河南省历史研究所时,才知道黄永清已调到河南省图书馆,并负责那里的工作。他在河南省图书馆找到了黄永清,但他毕竟是“不速之客”,黄永清并没有把曾经给自己带来过无穷麻烦的那篇论文交给这个一点不了解的陌生人。不过,他还是给程如峰提供了一条线索: 
  “你们不是准备去巩县,了解包公墓么?《河南府志》、《巩县志》均有记载,我们这里就有,可以查到。” 
  程如峰完全理解黄永清的这种态度。他高兴地翻开清代康熙二年(一六六三年)纂修的《河南府志》,发现在巩县部分记载着这样一行字:龙图学士包拯墓在县西南孝义保。 
  再查看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重印乾隆年间修纂的《巩县志》,记载得就更为详细:《东都事略》载,拯相礼部侍郎、枢密副使,终于位,年六十四,赠礼部尚书,谥曰孝肃。《施府志》载,巩西南后泉沟,有孝肃墓,亦陪葬真宗陵也。 
  程如峰边看边寻思,不免有些意外的惊喜。《河南府志》和《巩县志》记载包公的身份和年龄,只有短短的一句,却非常真实,它与合肥大兴集出土的包公墓志完全相符。这表明巩县包公墓的历史也是悠久的,不可等闲视之。 
  事有凑巧。正在说着北宋年间的事,有人就送来几页用塑料袋装着的图书,说是货真价实的宋版书,是花了五百元人民币买来的。程如峰吃了一惊,他自一九四九年二月从军,参加革命二十四年了,月薪也只有六十六元;现在不过几页宋版书,就抵得上他大半年的工资,到底是什么宝贝?这么想着,就忍不住也凑上去观看一番。 
  办公室的人也都围了过去,有人赞不绝口道:“值得,值得!” 
  黄永清十分小心地鉴赏着,对程如峰说:“我们这里有几十万册图书,这几页要算图书之祖啊!” 
  程如峰只能算是看热闹的人,他发现,收购来的这几页宋版书,纸张近似宣纸而有微光,每页的骑缝处都清晰地留有抄写者的姓名。由于并非出自一人之手,虽然都是楷书,字形却相差很大,不像他见到过的那些宋版活字印刷体的横轻直重。收购来的这页书的内容也不连贯,好像既有《论语》,又有《大学》。 
  站在程如峰旁边的一位对版本颇有研究的中年人说:“‘物勤工名’,是宋代手工制品的一大特点,它可以增强劳动者的责任感和荣誉感。这几页书有抄写者姓名,正是宋版书的特征之一。每页书是一块整版雕刻的,这表明它是在毕硔发明活字印刷之前,在庆历、皇,即一〇四一至一〇五四年之前,也是在活字印刷没有广泛被使用时的印刷品。” 
  程如峰点头称是。 
  这段时间他没少阅读宋版书籍,谈到这些年号与公历之间的换算,以及毕硔发明活字印刷术这些发生在宋代的大事,他是太熟悉了。包公去世前,毕硔发明的活字印刷术还没问世,纯粹由人抄写的东西就难免不出现差错,才设法把重要的经书,当然也包括墓志,都刊刻在石头上。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合肥出土的包公墓志石,才越发显得珍贵! 
  告别了黄永清,程如峰和汪冰盈就上路了。 
  事隔近三十年,我们坐在程如峰的书房里,听这位老人讲述那次西行的感受,觉得很是奇怪,在河南的巩县,怎么能看到窑洞呢?他是不是记错了?过了几天,我们也沿着程如峰和汪冰盈当年的路线去了一趟河南,此时,巩县虽然还是县级建制,却已改作了巩义市。那天,车离开郑州,进入巩义的境内时,眼前的景象确实让我们多少感到有点意外。满眼是黄土高坡,在那些危岭陡壑之间,不时闪现出在介绍陕北风光的电影里才会看到的窑洞。 
  河南不是中原大地么,怎么成了“黄土高原”?我们打开地图才发现,巩义就紧贴在了黄河边上,原来它离陕西和山西都很近了。这是一块名符其实的风水宝地。北宋时先后出了九个皇帝,除宋徽宗赵佶、宋钦宗赵桓中途被金兵掳去,后来死于五国城(今吉林省扶余县),其余的七个,全葬在那里。建在那里的皇陵就有:宋太祖赵匡胤的永昌陵、宋太宗赵炅的永熙陵、宋真宗赵恒的永定陵、宋仁宗赵祯的永昭陵、宋英宗赵曙的永厚陵、宋神宗赵顼的永裕陵和宋哲宗赵煦的永泰陵。赵弘殷没做过皇帝,但他是开国太祖赵匡胤的父亲,赵匡胤尊封他葬在这里,再加上这座永安陵,就成了“七帝八陵”。此外,这些帝陵旁边还分别衬葬有他们的后妃、皇亲、皇族和功臣们,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坟茔就有三百多座,浩浩荡荡,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陵墓群。陪葬的名臣勋将中,可查的就有赵普、高怀德、寇准、狄青、杨延昭(即杨六郎)……能够陪葬皇陵,在那个时候是无尚光荣的事,是最高的奖赏了。按当地人的说法,包拯就在这种陪葬者之中。 
  当年程如峰和汪冰盈去时,接待他们的是巩县文化局专业文物工作者傅永魁。傅永魁的办公室里,放了一张条桌和两把椅子,还有一张床。桌子上、地上、床头上全摆满了陶器、瓷器、青铜器等出土文物。说是办公室,其实又是他的工作室、卧室、修复间兼库房。看得出,这是一个热爱文物工作,只顾埋头做事却不讲条件的人。 
  第二天,傅永魁就领着他俩去看包公墓。 
  巩义的包公墓,位于城南的芝田陵区,坐落在一个典型的黄土高坡上。边上,是一条大沟,沟很深,也很陡。一沟之隔的对面高坡,看上去与这边只是一箭之地,要想过去却很不容易,因为你得顺着这高高的沟沿走很远的路。周围的村庄,好像全建在沟沿上,因此地名也很有特色,就叫大南沟、小南沟、水泉沟…… 
  包公墓就在后泉沟高高的北岭上。 
  包公墓呈扁圆形,他们当年去时,那上面被农民零乱地堆满了玉米秸。墓碑像个爬满了皱纹的老人,憔悴地站在那儿。碑头刻着云纹浮雕,正中是“大清碑记”四个字;碑身是用楷书刻着的八个大字:“宋丞相孝肃包公墓”。碑背面的文字大多脱落,已无法辨认。 
  据傅永魁考证,这碑是清代康熙年间所立。 
  墓前就是耕地,左边地里的望柱、石虎、石羊,均在原地,未经移动;右边只剩下了一只石虎,还被挪动了地方,与左边的已明显不对称。 
  程如峰围着墓转了一圈,当他转到墓的背后,顺着坟的陡坎望上去,不禁心里一沉。他发现包公墓的坎壁上出现了一个竹筛大的洞口,黑咕隆咚的大洞向墓内伸延着,深不可测。 
  这显然是盗墓者留下的,盗后竟然不曾填实。 
  程如峰掏出了随身带着的相机,将看到的情景一一拍了下来。 
  他走访附近的农民。接受采访的是一位六十六岁的老人,叫张书章。张书章老人是生产队的饲养员,牧养着五头耕牛。谈起包公墓上的那个盗洞,老人兴致极高地摆开了“龙门阵”。 
  说来也真够巧的,这位老人就是那次盗墓的参加者之一。 
  他说,那是一九四九年春上,国民党军队南撤了,解放大军还没有开过来,这儿成了“几不管”,社会秩序混乱,群众生活困难,就想到墓里挖点财宝救救急。 
  程如峰一听来了劲,问老人:“挖包公墓你也在?” 
  老人说:“在。这一带坟墓多,挖墓是平常事,家家户户住的多是窑洞,自古就有挖洞的本事。” 
  “包公墓被挖下去多深呢?” 
  “两丈多深吧。” 
  程如峰有些吃惊:“你们不怕墓土塌下去,把你们埋了吗?” 
  老人笑道:“咱们这里土不塌。”他指着窗外说,“你看家家的窑洞不是都很安全吗?” 
  “你们在里面是不是发现了石头?”程如峰突然问。 
  宋代的墓葬是有严格规定的,包公官至二品,已跻身“二府”,所以合肥大兴集黄泥坎清理出的包公墓的墓室是石棺。程如峰认为,认定包公墓这一点至关重要。 
  张书章老人直摇头,说:“石头蛋子也没有。” 
  “有没有发现砖头呢?”程如峰想了想,又追问了一句。因为合肥出土的包公墓志石,就是安放在棺前由六层灰砖砌成的方台之上。 
  张书章老人肯定地摇了摇头。 
  “也没有发现棺材?” 
  “啥也没有。” 
  “看没看到人骨呢?”这一点,至关重要。即便有棺材,有衣饰,都不能说明它是真正的包公墓,何况包公的遗骨已在合肥被发现。但程如峰仍要打破沙锅问到底,因为他太奇怪,这儿怎么会冒出个包公墓,而且还堂堂正正立有“大清碑记”。 
  老人说:“更没有。白忙活了一场。” 
  老人回忆道:“最后咱们不死心,不相信会一点收获也没有,就把墓土用口袋装上来。” 
  “结果呢?” 
  “啥结果,用筛子过了两遍,只筛出几颗小珠子来。” 
  程如峰边听边记,这时抬起头,问:“珠子是啥样的?” 
  老人说:“有的像豌豆圆,还有枣核样的,好几颗。” 
  “那些珠子呢?”程如峰停下了笔。 
  老人笑出了满脸的皱纹,最后耸耸肩说道:“谁还留那个呢,早给小孩换糖吃了。” 
  在清理包绶墓时,程如峰曾见到过这样的小珠子,有枣核大小。刚才他们路过宋真宗墓地时,在文官模样的石人的衣饰上,他也发现有这样的小珠子。根据张书章老人的介绍,后泉沟的这座包公墓里,既无石棺,又无棺骨,甚至连一块碎砖也没有,有的只是宋代文官衣饰上的小珠子,据此判断,这里的包公墓只会是座衣冠冢。 
  显然因为这里的包公墓已被冷落多年,平日无人问津,张书章老人又以为程如峰和汪冰盈二人是专门来此观光的,就说这包公墓平平常常,不值一看。并说:“看景不如听景。” 
   

  接着讲了一个关于寇准墓的故事。 
  他说寇准的墓早先是在洛河边,康熙年间有次涨大水,眼看要把寇准墓冲毁了,巩县张知县打算把寇准墓迁到东边的一个高地上去。谁知在动土的时候,无意间竟挖出一块石碑,碑上刻有几行字:“我是大宋寇莱公,康熙四年被水冲,巩县有个张知县,要把微臣移向东,要向东,狠向东,新人脚下有墓坑。”张知县一看,大吃一惊,想不到几百年前寇莱公早就算到这一天,神了!于是他们就按照碑文上指点的,抬着棺材向东走呀,走呀,忽然看到一顶坐了新娘子的花轿停在路上。张知县心里想,碑上说的“新人”,不就是眼前的这个新娘子么,于是就在花轿歇脚的地方,挖了个墓坑,葬了下去。这便是现在大家看到的寇准墓。 
  张书章老人说完故事自己先笑起来,说道:“可不,听起来,不是比你们真的去看寇准墓有趣得多吗!” 
  这故事一听就知道来自杜撰。但张书章老人的坦诚热情风趣和富有民间艺人的乐观浪漫的色彩,都给程如峰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不知怎的,张书章老人在讲寇准墓的故事时,他的思想老是走神儿。他还一直在想离老人门外不远的那座包公墓。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天子驾崩是在七个月之内完成安葬,诸侯则是五个月。但是,包公从头年五月去世直到第二年的八月才安葬,这中间,就历时一年三个月,显而易见,已经大大超出当时制度规定的时间。如果没有特殊又特殊的原因,是绝对不可能允许的。这是犯了欺君大罪的。 
  当然,特殊的原因还是有的。从开封到合肥,当时只有水路,途中要经过黄河、运河和长江,然后经由巢湖进入南淝河,最后才能抵达合肥。路途较远,耽搁的时间将会很长。 
  可是这理由并不充分。因为,这段水路,无论怎么走,也不需要一年,似乎还有别的更复杂的情况。程如峰设想:包公在开封威望极高,死时“京师吏民莫不感伤,叹息之声,闻于衢路”,连宋仁宗赵祯也亲自到他家吊唁。就在这举城哀悼声中,宋仁宗极可能一时动情,拟出让包公陪葬皇陵的圣谕,并下令营办冢墓。但是,丧礼过后,冷静下来,各种矛盾便逐渐突出。首先,包公职务不过枢密副使,官不过二品,如果敕他陪葬皇陵,包公之前以及当朝地位比他更高、功劳更大的重臣贤相,又当如何礼遇呢?再说,包公从中进士到去世,全部政治活动都在宋仁宗时期,陪葬宋仁宗在情理之中,但从巩县芝田陵区的现场看,包公墓距宋真宗赵恒的永定陵最近,仅有一两华里,而距宋仁宗赵祯的永昭陵则有十华里之遥,以包公陪葬先朝陵墓,这就涉嫌“僭越”,为宋代礼法所不容。可以想象,包公生前的众多反对者,这时势必会群起反击。在各方面的责难之下,宋仁宗权衡利弊,不得不收回成命,乃令包公回原籍安葬。 
  这么一费周折——也似乎只有这种周折才符合历史逻辑——在巩县已经建成的包公墓,就作为包公衣冠冢留存下来。 
  换一个思路,出于历史的某些误会,巩县包公墓也许是一座张冠李戴墓。因为张冠李戴的现象,在中国的历史上已是屡见不鲜。远的不说,在这之前不久,长沙马王堆的发掘就很能说明问题。 
  长沙马王堆在没有发掘之前,谁都认为它是五代楚王马殷的坟茔,所以大家才把它称作“马王堆”。打开之后,全傻了眼。原来它不是五代楚王马殷墓,而是西汉初年长沙王丞相侯利苍墓。 
  程如峰从张书章老人的家里出来以后,顺着沟沿,在周围作了一番认真调查。越调查,疑团越多,当了解到附近古墓的安葬情况时,他突然萌生了一个大胆的设想。 
  从宋代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看,包公墓的位置不可能距宋真宗的李后墓不过里许,而且是葬在同一条高高的岗脊之上。李后原为宋真宗的司寝,因为是宋仁宗的生身母亲,宋仁宗执政后便将她追认为皇后,改葬在现在正宫的位置。包公同李后葬在一条岗脊上,而宋真宗真正的皇后及杨后二人却又都被葬在岗坡下的一个洼地里,显然是有失“君臣尊卑”之礼的。 
  再说,寇准是宋真宗的宰相,究其地位、功劳、才干、名望,样样胜过包公,他陪葬皇陵,墓地居然在距宋真宗的永定陵十二华里的洛河岸边,而包公作为后代臣子,葬地却与永定陵这样亲近,无论从哪一个方面看,这都是很难解释的。 
  程如峰猜测,巩县后泉沟北岭上的这个“包公墓”,更有可能是一个亲王墓。这个亲王,应该是燕王赵元俨。 
  赵元俨是宋太宗赵光义十分喜欢的第八子,宋真宗的爱弟。宋真宗曾先后封他彭王、通王、泾王。此人资质严毅,喜儒学、好文词、善书法,刘太后当朝时,他自以为属尊望重,恐遭忌祸,佯为疯癫,杜门不出。宋仁宗亲政,对这位贤皇叔极为尊宠,又先后晋封他为定王、镇王、孟王、荆王,人称“八大王”,名闻中外,是后来戏剧中“八贤王”的原型。赵元俨晚年染上重病,宋仁宗亲至卧室,手调汤药,赐他白银五千两,但他坚辞不受。死后,范仲淹奉宋仁宗之命,用了五个月才完成其葬礼。 
  赵元俨生前死后受到如此特殊礼遇,应该不会像一般亲王一样葬在宗室的墓区,把他葬于兄长宋真宗永定陵的附近,倒是顺理成章的事。 
  当然,就这位燕王的性格、声望来看,倒是都与包公有许多相似之处,包公的大名后来日益深入人心,久而久之,就把赵元俨墓讹传为包公墓,情理也是说得通的。 
 

    第十四章大包村,小包村 
  合钢二厂基建处的张国麟和王占魁,在包公墓园清理工作中的最后一项工作,是代表企业处理好已经装进十一口小棺材盒子中的遗骨。他们找到包公三十三代孙包义旭,包义旭早和族人商量过,考虑到包公的父亲包令仪原来葬在合肥东门外的螺蛳岗,一九五三年因建安徽纺织厂,被迁到了肥东县大包村的龙山,于是就说:“也迁到龙山去。” 
  张国麟和王占魁也都觉得这是最好的办法,叶落归根嘛。这样包公就合家团聚,五代同堂了。他老人家在天之灵,亦会感到安慰了。 
  按照当时的规定,每穴的迁坟费是五块钱,就发了五十五元人民币给包义旭。这天,他们调来一部江淮牌的敞篷汽车,装上十一口小棺材,由包公三十四代孙包遵元带着包遵文、包遵安、包遵章、包先友、包先福、包先学、包训芝、包训素三代十多位包氏后裔,护送老祖宗的遗骨向大包村进发。为照应车辆,张国麟和王占魁也随同前往。 
  出发前,吴兴汉似乎预感到此行凶多吉少,当时的政治形势不容乐观,“批林批孔”正闹得惊天动地,已经作古两千多年的孔老二,还被拉出来接受批判。他不能不多点心眼儿。为防不测,他专门跑到“万岁馆”开了一张介绍信,带在身上。程如峰正好从河南省的巩县回到合肥,虽然还没有歇过来,听说大包村是包公的“衣胞之地”,也就乐得跟车走一回。 
  那时合肥去文集大包村的公路还相当糟糕,车子一路上颠颠簸簸,车厢外面是黄尘弥漫。还没到县城店埠,一个个早变得灰头土脸,狼狈不堪。 
  车过石塘桥后,路面更坏,大家吃力地抓住车帮,以防被剧烈的摇晃甩下车去。谁也不说话,都在想着自己的心事,所以当时除了汽车的引掣声、车厢的颠簸声外,空气就像被压缩凝固了似的死寂。 
  眼看文集已经在望了,突然,站在车厢里的一个年轻人从身边摸出了一串鞭炮,点着后向空中扔去。刹那间,清脆响亮的爆炸声,响成一片,打破了田野的宁静。 
  村民们纷纷跑出家门,好奇地张望着。 
  这事显然出乎程如峰的意料。本来就怕风声大,惹出不必要的麻烦,现在鞭炮突然响了,竟把他吓了一跳。回头看,发现是包氏家族的年轻人,便劝道:“算啦,别惊动这么大。” 
  谁知他的这番好意,竟惹出许多人反对:“这是把老祖宗接回来,关别人什么事?有啥害怕的?”“‘四类分子’走投无路了还可以回原籍,堂堂正正的‘包黑子’回老家,干吗像见不得人似的,屁也不敢放!” 
  几个年轻后生并不理会别人的规劝,又从包里掏出事先拆零了的鞭炮,抛向了天空,在车后传来清脆而又响亮的爆炸声,似乎十里八里远的地方都能听到。 
  车上没有一个人再说话。 
  为亲人送葬燃放鞭炮,这一传统在中华民族由来已久了。程如峰当然比年轻人更清楚。只是听着一声连一声的鞭炮响,他不由得心里发紧,为包家捏着一把汗:这可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代啊!他暗自叹了一口气。若不是这扫“四旧”批清官,威风了几百年的“青天大老爷”包龙图,又何尝会落到这等地步! 
  赶到文集,才知道,这天正赶上逢集。程如峰老远便听得叮叮当当的打铁声,闻到油炸点心的甜酥味。小街两边一长排卖萝卜白菜、猪羊鹅鸭、藤筐竹篮的,熙熙攘攘,好不热闹。 
  放鞭炮的年轻人见车要进文集小街了,街上人头攒动,这才停了手。 
  车子直接开到了文集正街的一片空地上。空地有篮球场那么大,正中间有一口井,称“市井”。这是文集公社党委会和革委会机关的所在地。车刚停稳,坐在驾驶室里的吴兴汉,打开车门跳了下去。他边走边掏出介绍信,一个人进了公社的大门。 
  只一小会儿,吴兴汉便走了出来。程如峰发现,老吴跨出大门的一瞬间,脸色很难看。但他马上就变得自然,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打开车门,很快钻进了驾驶室。 
  车在公社门口的空地上调了一下头,便直奔大包村。 
  到了大包村,就在包氏后裔张罗着把那十一口小棺盒往下卸时,程如峰悄声问吴兴汉:“公社怎么说?” 
  吴兴汉苦笑着,说公社崔书记的话很难听:“我们正在批‘四旧’,你们却在搞封建宗族的迷信活动!”吴兴汉耐心解释:“我们这是执行组织上分配的任务。”说着递上介绍信。崔看也不看,越发不高兴:“别拿‘组织上’来压我,我还怀疑他是不是走资派呢!”吴兴汉本来还想解释几句,见对方不再理睬,感到话不投机半句多,只得转身走了。 
  程如峰听罢像吞了一只苍蝇。碰到这种人,你就什么法子也没用了。 
  大包村,离文集街上仅一里之遥,几百年来,包公后裔就在这里聚族而居。村子里清一色的姓包,一百五十来户,七百多口人,只有几家外姓,还都是包家亲戚。可以说这里是包家的地盘。 
  村里事先已经知道城里要把包公的遗骨送回来,许多人早早就等候在村头上。一见汽车开过来,就把震天响的鞭炮点着了。 
  大队长包先长,这天特地换了件中山装,戴了一顶黑呢干部帽,还在上衣的口袋上插了支水笔,显得格外精神。他奔前跑后地张罗着,先把吴兴汉、程如峰、张国麟、王占魁几位客人请进大队部坐下,叫人送上茶;然后又安排各家各户集中桌椅板凳,锅碗瓢勺,忙着准备午饭。 
  大队会计包遵国家里的场子大,因为要摆五桌酒席,包先长就决定放在他家。鸡鱼肉蛋是现成的,豆腐也是头天打好了的,队里又拿出五十五块钱,大清早就从集上买来了上好的老白干。一切倒也方便,十一点大伙就入了席。 
  席前,吴兴汉把公社书记的态度告诉给了包先长,包先长似乎并不意外,瘦长的脸上淡然一笑,说道:“知道了。”就忙着招呼客人入座。 
  大家正在吃饭呢,窗外有个人影一闪,接着就听到要大队长出去一下的吆喝声。包先长像个无事人,丢下筷子不慌不忙地出了门。 
  原来公社书记崔某专门派人找上了门。 
  在包遵国屋子外面的一棵椿树下,来人传达了崔书记的一句话:“宋朝的保皇派,谁敢在文集这里埋,就打谁现行反革命!”话说得没有一点商讨的余地。 
  包先长听罢,慢慢地侧过脸,去瞅来人的眼睛,平静地问:“就这话?” 
  来人说:“就这话。” 
  包先长瘦长的脸上露出怪笑,说:“谁都不能没有老祖宗吧?没老祖宗,就没我们;我总不能让他们无处安身。” 
  “无论如何不能在这儿埋!”来人话说得很冷很硬。 
  包先长的心被刺痛了,他把戴在头上的那顶黑呢干部帽猛地抓在手里,用同样又冷又硬的语气说道:“就是队长不干,我也要埋!”说罢就把来人丢在一边,自己走开。 
  那天,包先长放开了酒量,喝得十分痛快。显然,他是喝多了,他说得最多的还是那么一句话:“这队长就是不干,也要埋!” 
  大家的饭碗刚放下,公社书记又传过话,要大包村党支书包海明、大队长包先长、大队会计包遵国、大队老党员老劳模包遵林几个人,立即赶到公社去。 
  胳膊再粗也扭不过大腿呀,几个人一商量,觉得不去也不是办法,既然去了,就得把话挑明,看姓崔的又能怎么样。 
  大队的几个干部一出门,包训芝、包训素、包先友、包先福和包先学,也一个个脚跟脚地找到公社,他们实在气不过,也决心去同书记评评理。赶到公社大院,老远就听一个人的嗓门哑哑地在喊:“马上把那些棺材匣子送走,不然,我们就当场销毁!” 
  包训芝首先跨进门,极力申辩:“我们是组织上安排来的,不是来搞宗族迷信活动的。” 
  那人的脸上毫无表情,冷冷地还是那句话:“你们带回去,不然就地销毁!”耐心解释,屈身求情,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 
  从公社走出来时,包先长以大包村族人代表的口吻向包训芝等人说:“你们先回合肥,这事就交给我们。”并特别关照,“这事也就我们几个人知道,暂时别往外说,免得让其他人担心。” 
  回到大包村,包训芝、包先福和包先学就随合钢二厂张国麟和王占魁返回了省城。程如峰不知道公社大院刚发生的事情,以为一切都办妥了,就提出想去看看包公的诞生地。他邀上吴兴汉,步行去小包村,好在小包村和大包村之间离得已经很近。 
  在小包村,他们遇到了十分热情的包礼凡。包礼凡正抡着大锤砸片石,在忙着盖新房。听说他们是送包公遗骨过来的,顺便想看看包公的“衣胞之地”,就高兴地放下手中的活,把他们邀到家中,亲切地攀谈起来。 
  包礼凡说:“这里已经不叫包村,破‘四旧’时改成了小李蛮生产队,属解集公社大杨大队。全队八十多户,五百来人,姓包的占了二十二户,一百二十多人。解放前,姓包的都很穷,常常被人欺压,附近七八个队没有一户姓包的地主,是毛主席领导我们翻了身。” 
  也许小包村的故事人人都会讲,要不就是碰到了一位出色的导游,包礼凡带着他们四处去看包公的遗迹,并结合遗迹讲一些神话般的故事,让人听了津津有味。 
  若干年后,我们带着对包拯的敬仰之情,去走访他老人家的衣胞之地小包村时,原也想见一见那位包礼凡,遗憾的是,始终也没有找到他的家。不过,我们碰到的任何一个村民,不管是不是包家的后人,也都可以说上一大堆包公与小包村的故事。 
  那天,包礼凡带着程、吴二人首先登上了凤凰山顶。这是一座并不高峻的山冈,方圆八华里,离村极近,在东南方向。山上杂草丛生,小树稠密。包礼凡说,这山本叫柴山,包公幼年常在山上与村里的一群孩子玩耍游戏。他说当时包公家里很穷,他母亲怀他快临产了,还上山打柴。一天,她正在打柴,忽然感到腹中一阵剧痛,她知道胎儿在躁动了,立即捧腹蹲下,休息一下然后再走。就这样,她每痛一次就又捧腹蹲一下,在她蹲过的每个地方都长出了一个小土包。她一共蹲了十三次,山上就隆起了十三个土包。人称“一里十三墩”。 
  顺着手指的方向看去,他们确实看到凤凰山的山头上尚存有六七个隆起的小包墩。不过,程如峰心里清楚,因为他早从包氏家谱中知道,凤凰山上的这些小土墩,其实是包家的老祖坟。这些坟墓应该是包公的先人墓。也许包礼凡也是知道的,只是不愿意说穿。于是他也就装糊涂,不愿打断包礼凡的兴致。 
  从山上下来,包礼凡把他们带到村边的一口荷花塘。塘面不过一亩田大,已是秋后的季节了,水面上东倒西歪地横陈着一些莲荷的枯枝败叶。 
  包礼凡说:“包公刚生下来时,全身漆黑,不哭不叫,他父亲以为生了个妖怪,就把他扔到荷花塘里。那一塘密密麻麻的荷叶竟托住小包公。他睡得正香呢,他的大嫂子出来洗衣服时发现了,猜想一定是刚生的小弟弟,就偷偷抱回房里,暗地哺育长大。所以在我们包家,自古就有长嫂如母的说法。” 
  这故事显然是编排的,是把崔氏哺育包绶的故事,移花接木到了包公的身上,还演化出一幕著名的包公戏《赤桑镇》。 
  程如峰却宁愿相信《庐州府志》和《合肥县志》上有关这口荷花塘的记载文字。说包拯从小就爱和村上的孩童一起,在这塘里摸鱼捞虾钓鳅掏鳝;每逢赤日炎炎的夏季,他总是爱跟小伙伴们一道在塘中洗澡嬉戏。 
  与荷花塘隔上几条田埂的地方,有一口水井。包礼凡介绍说:“这井,叫花园井。井很深,大旱不干,大涝不漫,水味甜美,包公就是吃这井里的水长大的。” 
  正说着,一位前来打水的五十来岁的妇女热情地插上一句:“包公就是在那里出世的。”她用手指着前面五十米远的一排平房。 
  程如峰笑道:“这都是九百多年前的事了,你怎么知道?” 
  中年妇女说得很认真:“我住在那里,世世代代都是这么说的。” 
  她的话立刻使程如峰想到了夏广宏老人。是呀,来自民间的传说,有时你不得不信,正是夏广宏的先人,世世代代口传下了包公墓的确切位置。 
  程如峰对中年妇女的话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觉得她的话极可能会有真实的不见诸文字的历史。从建筑考古的角度看,我国古代庄园的格局,大都是前宅后园,住宅的后面大都辟有花园,现存的曲阜孔府就是最好的例证。花园井说不定就是在当年包公住宅后面的花园之中,包公在这里诞生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绕过花园井,穿过那一排后来建起的低矮的平房,在一个村边水田里,他们看到了一块约有簸箕大的土堆。包礼凡说,那便是包公的衣胞地。 
  衣胞,医书上称胎盘。按旧时的习俗,孩子生下地,胎盘是要拿到外面的野地里埋掉的,不像现在那样用来做补药。 
  说着,包礼凡的脸上露出了苦笑。他说运动来了,一切都变了,大清官如今变成了大坏蛋,比贪官还坏,原先这儿还有个小庙,庙前有块磨盘大的青石板,现在庙拆了,石板也被人敲碎揭走了。 
  “包氏宗祠还在吗?”程如峰问道。 
  “多亏改办村里小学了,不然,也就毁了。” 
  程如峰和吴兴汉在村庄的北头找到了这座包氏祖祠。这是一座清代中晚期建筑,前后两进,每进都是三开间,中有小院,灰砖小瓦。虽古朴简陋,却处处透出典型的江淮地区民居的特色。它的最大特点,就是一改中国所有祠堂大门朝南开的定式,它的大门是向北洞开。为什么这样做,包礼凡说,听老辈人讲,这是因为北宋的京城在黄河边上的开封,门向北,就表示忠于大宋;也有的讲,这是包家有意标新立异。 
  小包村的确有好多与众不同之处:人们一般都是选在腊月二十三送灶王爷上天,包家却在腊月二十四;人家正月初三晚上送年,包家却定在正月初四早晨;正月十五玩灯,通常要在十三试灯,他们却在十四;包家祠堂朝北开,正是这种思维与众不同的反映。 
  在祠堂院子的左侧有一溜青石板台阶,从地面一直铺上高高的围墙。显然并不是为了供人上墙,更不是上楼,因为无楼可上。细问后才知道,当年修建这座祠堂的十八个包氏后裔,祠堂修好后不久就相继去世。后人为纪念他们对包氏的贡献,给每人筑一个台阶,让后世永远记着他们。 
  程如峰数了数,不多不少,正是十八级台阶,它们无声地架在那里,和整个祠堂融为一体,令人肃然起敬。 
  这种创意,以及这个故事,其实并不奇特,可奇特的是,祠堂已经相当陈旧了,但过堂和正堂的屋梁上,却干干净净,根本找不到蜘蛛爬过的痕迹;并不平整的墙壁上,也看不出明显的灰尘。守护祠堂的人也感到奇怪,因为除了地面,那些地方他们从来就没有打扫过,竟总是那么干净。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这事压根就不会有人相信。守护人的解释是:当年修建祠堂的那十八个包氏祖先的灵魂并未离开。 
  有一段时间,祠堂曾经改为学堂,为防冬天的北风侵袭孩子们,只得把门改向东,门旁边的一个窗子,还用木板封了起来。程如峰透过网状的铁丝窗,惊异地发现:木板上绘制有河流般的墨线,墨线上写满了一个个人的名字!原来封窗用的竟是包村的木板谱。过去修一次谱不容易,既要有经费,又要有人才。一些人丁不多、财力不强、人才缺乏的姓氏修不起谱,但又怕长期下去,世系中断,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就把世系写在木板上,或者布帛上,称为木板谱和布谱。那都是极少见的。 
  这是他平生第一次亲眼见到这种标本。可惜木板早已经在日晒雨淋中变成了灰褐色,与木板上的黑线反差很小,难以辨清。 
  他痛心地直甩头。他摸出一张纸,仔细地揩去“木板谱”上的尘土,为这扇奇特的窗户拍了一张照片。 
  

         第十五章遗骨偷埋 
  在故乡的龙山脚下,在大包村村边的空地上,青天大老爷包公度过了一个不平凡的夜晚。 
  守在边上的大包村大队的大队长包先长,一夜没合眼,眼睁睁望着这些虽然归乡却不准入土的祖先的遗骨,欲哭无泪。一介草民,尚有三尺之地,千年的忠魂,却不得一黄土。这是什么世道啊! 
  为了保住老祖宗的遗骨不被销毁,第二天,包先长只得委曲求全,让人把十一个木棺匣子重又送回合肥。这样,十一个小木棺就被运到了包遵元家。 
  怎么可以把这些装有老祖宗遗骨的木棺匣子,就这么放在家里?包遵元急得在屋里屋外直转悠,脑袋都想痛了,也不知如何是好。这天,他约上包义旭,二人一道来到市文化局,找到程如峰。 
  程如峰听完了二人的讲述,只觉得脑袋“嗡”的一响,才知道莽莽庐州沃土,竟无包公的葬身之地! 
  再去找文集公社的领导谈,肯定是对牛弹琴了。只有请更高层的领导出面干预,给肥东施加压力,这事或许还有解决的可能。可是,又该去找哪一位领导呢? 
  最后,程如峰领着包遵元和包义旭去见吴兴汉。吴兴汉似乎并没有感到意外,他从文集公社党委书记那张写满“阶级斗争”的脸上,已经预感到了这事的棘手,只是没料到,事情会僵到这个地步。 
  经过一番努力,吴兴汉从省“万岁馆”政工组开了一张致肥东县革委会政工组的正式函,说明包公遗骨迁葬是上级的意图,是合肥钢厂建设的需要,并不是包家在搞宗族活动,以此来打消文集公社的顾虑。 
  这封公函已发往肥东时,程如峰的心上像一块石头落了地。谁知,仅隔了几天,程如峰家的门又被包义旭和包遵元敲开了,两人愁眉紧锁,一副想哭的样子。 
  程如峰忙让二人进屋:“还没解决?” 
  包义旭直叹气:“没解决不说,包先长整天挨批斗,广播站在全县的大小喇叭里,点名批判他搞宗族帮派活动,对抗运动,说他搞反攻倒算,搞复辟。” 
  程如峰紧张地问:“包公遗骨现在放在哪里?” 
  包遵元说:“放在我家呢。” 
  放在家里当然不是办法,程如峰想了想,说:“你们是不是跟原来包公墓的所在地合肥郊区大兴公社双圩大队的干部商量商量。清理墓地时,我们相处了几个月,关系很好,可以求他们帮助找块地方把遗骨埋了。” 
  包义旭也觉得只能这样。况且,他在清理小组也呆了几个月,双圩大队的不少干部,他也闹熟了。可是,去了大兴集才知道,双圩大队的所有山地均被合钢二厂征用了,剩下的全是水田,没有可供墓葬之地。 
  包义旭和包遵元又白跑一趟。 
  一切能够想到的办法,似乎都想到了,剩下的,只有绝望。 
  包遵元从大兴集回到前进新村的家,怒火中烧,只想骂人,他把茶碗摔得叮当响。老伴怕老头急出啥病,就细声相劝:“干吗发这么大火,再慢慢想想办法。” 
  包遵元双眼布满了血丝,痛苦地喊道:“还有啥办法?啥都别指望!”忽然,他冲进里屋,操起了棍棍棒棒。 
  老伴吓坏了:“你,你想干什么?” 
  “还能干什么?让老祖宗和我们一块住!” 
  包遵元满屋子找着废旧木料、铁丝、钉子和油毛毡;老伴终于明白了,也忙去做帮手,在自己屋外的山墙边上搭出个披厦,然后,把装有老祖宗骨头的十一个棺材匣子统统搬进去。 

  就这样,曾经让那些为非作歹的皇亲国戚闻风丧胆的包老爷的遗骨,竟然在合肥前进新村一间简易的披厦里,度过了一段羞辱而又辛酸的日子。 
  眼看立冬了,小雪过后是大雪,转眼间冬至又到了。冬至一过,江淮地区便进入了数九寒天,一天冷似一天。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冬至的第二天,正是个星期日,大包村的包先正,同包家女婿黄其荣,赶着毛驴,拉着小板车,到合肥来运饲料。每次大包村来人,如果当天走不了,一般就在包遵元家歇脚。这天,包遵元特地把包先正和黄其荣邀到家中,同时,把包义旭也请了来。 
  包先正因为耳朵确实有点聋,加上平日很少说话,就得了个“聋子”的绰号。他个子很高,长得挺壮实,长方脸,往屋里一站,透出几分英气。特别是他为人忠厚,不掺一点假,这一点在大包村是有口皆碑的。包遵元这时想,祖宗的遗骨就这样放在山墙外的披厦里,经过这几个月的冷处理,风声也渐渐过去了,外边又是天寒地冻,这正是偷葬的好时机。相信只要“聋子”揽下这件事,造反派纵使杀了他的头,他也绝不会吐出一个字的。这事交给他去办,是最放心不过的。 
  见面时,包遵元的话便有意无意朝包先长被批斗不休的事上引,包义旭在边上更是火上浇油,包先正终于被激怒了。 
  黄其荣毕竟只是包家女婿,面前坐的又都是长辈,不便插话。他已经注意到,三人有些话好像要回避着他。他虽然年轻,却也机灵,找个借口就上街去了。 
  黄其荣一离开,包遵元和包义旭就把包先正拉到山墙外去看披厦。包先正透过油毛毡的缝隙朝里一瞅,发现里面藏着十多个小棺材匣子,知道这是从大包村运回来的老祖宗的骨骸,心里顿时刀割般的难受。 
  包义旭于是把话挑明了说:“这样下去总不是事,你能不能偷运回去找块好地埋了?”“聋子”虽是四十大几的人了,却比包义旭晚了两辈,见“毛老爹”这样看重自己,信得过自己,就很激动,马上应道:“这也是我的老祖宗,我怎能不尽力!” 
  回到屋子里后,他又问:“一共多少口棺材?” 
  “十一口。” 
  “十一口,虽然每口都不大,看样子也就二尺来长,尺把宽,可放在一起,堆垛起来却也不小,太显眼。”包先正一边琢磨,一边说,“能不能这样,我们找出包公的棺材不动,其他的能并就并,目标要小才行。” 
  包义旭和包遵元都认真听着,二人都不免心中一惊。俗话说:一聋三呆。因为耳朵失聪,常常会使人反应很慢,动作迟缓,看上去像个弱智人,却不料,包先正认真想起事情来,头脑如此灵光,把问题想得这样细。 
  三人一合计,立即把披厦里的小棺材匣子全搬出来,除包公的那口不动外,他们把那些夫妻两口的并成一口,十一口棺匣就变成了六口。可六口棺材匣子放在小板车上,目标仍然很大,容易引人注意,一旦被识破,遗骨就真的会被彻底毁掉。 
  在合并时,三人已经发现遗骨其实并不多,有的里面装的只是一两把墓土,于是又决定把其余五口棺材匣子内的遗骨干脆并入到一口小棺材匣中去,这样一并,就只剩了两口,把它们放在板车上,再用麻袋一盖,就谁也发现不了。 
  待把两口棺材匣子在板车上放好,盖好,“毛老爹”包义旭依然不放心地交代道:“一路上最不平安的是店埠,县委、县革委会在那里,‘群专’(群众专政)检查严,万一被查出来……” 
  包先正反倒十分镇定,他满有把握地说:“我心里有数。” 
  包遵元又把他自己父母的骨灰盒也放在车上,让包先正抽空一起埋在老家,也算了却了一桩多年的心事。 
  黄其荣从市内逛街回来,对这一切全然不知。他们提前吃了晚饭,太阳还老高地挂在西天,二人就早早地动身了。 
  就这样,“包龙图”在小毛驴“哒哒哒哒”的蹄声中,在严密的伪装之下,又一次启程向家乡走去。 
  那天,天阴得厉害,朔风打着呼哨,寒气逼人。包先正缩着手,脸色也冻青了。但他显然不急于赶路,而是按照“毛老爹”的安排,半路上,还找了家避风的茶棚子,耐心地喝了两大碗滚烫的热茶。 
  天终于黑了下来。他们赶着毛驴走上店埠桥头的时候,发现县城的大街上,除了几盏昏黄的路灯还在寒风中闪烁,只有一两个行人埋着脑袋匆匆走过,白日热闹的景象全被寒冷卷走了。 
  包先正暗自惊喜,但仍不敢大意,遮在毛线帽檐下的一双眼睛,警觉地注意着两边的一切动静。直到把县委和县革委会远远地丢在了身后,夜道上差不多已难觅人迹了,他这才敢大着声儿地干咳几声,让自己完全松弛下来。 
  在店埠一个杂货店,包先正买了十几只小口肚大的陶瓷坛子。黄其荣好奇地问:“你买这干啥?” 
  “腌菜。”包先正说得很随便。 
  “腌多少菜,需要买这么多坛子?”黄其荣忍不住地笑。 
  “聋子”平时话就少,小黄的话他肯定听到了,只是他不想答理,就当成没听见。他把坛子在车上放稳实之后,就又一声不吭地上路了。 
  这以后,他们又摸黑走了四十里,到大包村时,已是后半夜了。 
  黄其荣回家后,整个村庄都沉沉地睡去了,肆虐的西北风主宰了夜幕中的一切,包先正却毫无睡意。他虽然也很疲劳,浑身上下感到刺骨的寒冷,但他没有忘记包义旭和包遵元两位长辈的嘱托,回家找了把铁铲,然后,悄无声息地拽着小板车,在那个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的晚上,像幽灵一样地消失在村东通向龙山的小道上…… 

  第十六章包公被平反昭雪 
  明教寺是安徽省的一座有名的宝刹,也是省城合肥保存最好的一处古建筑群。“文革”初期,明教寺内的佛像被捣毁,僧侣被赶走。这座宝刹先是被“官办”红卫兵当做司令部,后来又被“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夺过去。再后来,“屁”、“极”两派(以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夺权”划线的两大派,认为“好极了”的称为“极”派,认为“好个屁”的称为“屁”派;中央文件上曾改用“G”、“P”两个字母称呼两派)大联合,群众组织算是撤出了明教寺。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合肥电机修配厂和合肥生产资料公司两个单位占了进来,挂出了“行人止步”的牌子。这座有着一千七百多年历史的三国遗迹教弩台(又称“曹操点将台”),和富有中国古建筑特色的庙宇,大殿成了车间,从此游人却步。 
  不久,有人嫌这座高台横亘闹市,碍手碍脚,决定动用推土机把它夷为平地。 
  程如峰不断地向合肥市革命委员会写报告,希望保护好明教寺这个特有的文化遗产,要求将工厂、机关迁走。可报告屡呈,均石沉大海。“四人帮”被粉碎之后,万里来安徽主持工作。这天,他提出要看明教寺,看罢明确地指出:“这是名胜古迹,为什么搞得乱七八糟,里面的工厂、机关必须立即迁走。早就应该加强文物工作的管理了。” 
  于是,市革委会一位有关负责人告诉程如峰:“你五年前就打过几份很好的报告,要求保护明教寺,现在市里决定电机修配厂和生资公司迁走,明教寺就交给你们修复,尽快设法开放吧。” 
  程如峰和汪冰盈,以及后来当了文物处处长的彭国维三人一道,就接收了明教寺。五月底的一天,程如峰正在明教寺整理着资料,一抬头,发现面前站着新华社记者张万舒。 
  他和张万舒早就相识,两人久别重逢,自然有许多话要说,自然要说到包公。程如峰向张万舒介绍了一下他所了解到的包公墓、包公墓志和有关包公的著作。张万舒一听,笑道:“今天我来找你,正是为这件事!我知道五年前合肥就发掘了包公墓,而且你在这方面是有所研究的。” 
  说着,他翻开随身带来的《孝肃包公奏议集》一书,指着包公奏议上写着的“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的文字,连声称赞:“讲得多好,多好!爱憎分明。现在正需要包拯这样的精神!” 
  然后他便说出了此行的意图:“我想约你用你们掌握到的最新的资料,写一篇评论包拯的文章。” 

  程如峰听了又是高兴又是担忧。高兴的是,他有幸参加了包公墓的发掘工作,这五六年,自己又独守寒窗,在出土文物的研究上,在相关资料的收集上,确实做了大量工作,早就想把探讨的成果总结一下;忧的是,“文革”十年,大小刊物全都停办,“清草池塘独听蛙”,他已经是很久没有动笔写东西了,可以说文思滞钝,语言贫乏,所以不敢贸然承诺。 
  “我提供素材,你把关,算二人合作吧。”程如峰恳切地说。 
  张万舒见程如峰说得很诚恳,也就答应了下来,说:“你先拿出初稿,由我处理。”他说,这篇文章一定要摒弃大批判式的八股文,考虑到目前对文化大革命如何评价的问题仍很敏感,他建议在文章中最好不提及“文革”以来强加在包公头上的那些诬蔑不实之词,但是又必须旗帜鲜明。总之,文章要做到心平气和,让事实说话,相信读者会明辨是非,读后能得出自己的结论。 
  程如峰认真听着,觉得张万舒的提醒是有道理的。不过,他仍担心地问:“这样的文章,有地方发表吗?” 
  张万舒胸有成竹:“内参。但文章不要过长,全来干货,三四千字为宜。” 
  程如峰写得很快、很顺手,因为许多资料早已烂熟于心。但他还是有所顾忌,“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了,文化大革命却并未全盘否定,由于思想上长期受到禁锢,虽然感到春风吹来,但春暖花开仍待时日,大家依然心有余悸。因此,即使是些最能表现包公嫉恶如仇性格的重要细节,他也不得不“忍痛割爱”。比如,包公弹劾张尧佐,并不像他写到的,仅仅是“连续上书”、“提醒赵祯”,或是“更严厉地指出”,事实上,包公为要求宋仁宗赵祯收回成命,竟在大殿之上与赵祯高声争辩,公开指责他“私昵后宫”,并抨击国丈张尧佐无德无能,言词之激烈,使得在场的文武官员为之变色。包公依然步步逼近,“音吐愤激”,居然将唾沫星子溅了皇帝一脸。 
  文章赶到收笔时,程如峰想到了包拯那首《书端州郡斋壁》的诗。 
  包拯一生流传下来的,也只有这一首诗。虽吉光片羽,却可以看作是包拯的官箴,而他终其一生都是在履践着这一信条的。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 
  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 
  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 
  最后,程如峰把包公这首诗开头的两句拿来作了标题。 
  张万舒看了,又在结尾处,添了一段。因为他注意到,当时的合肥市庐剧团正在上演著名的包公戏《秦香莲》,场场爆满,盛况空前,于是他补写道: 
  包拯死后,他的形象被写进小说、说唱文学和戏曲,包公戏直到今天还为人们喜闻乐见。今年以来,许多地方重演包公戏,有的连演几十场座无虚席,每当观众看到《秦香莲》一戏中,包公当着皇太后和皇姑的面,举着乌纱帽铡陈世美时,无不报以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一文,由张万舒发往北京后,很快就在新华社《内部参考》上全文发表。虽说是内部参考,它的涵盖面却囊括了全国的新闻媒体,同时使得相当多的领导干部了解到了真实的包公。 
  文章的发表,给了程如峰莫大的鼓舞。于是他开始思索一个新的问题,包公墓志的出土,不是一条很重要的新闻吗?但是,从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八年,五年多的时间里,竟没有一家刊物、报纸、电台、电视台作过一个字的报道,整个被“封杀”了! 
  他又写了一篇《合肥清理包拯墓》的报道,把清理的原因、经过、出土六合墓志以及包公墓的历史变迁等等,都作了扼要的介绍。内容丰富,又言简意赅,全文不足一千字。 
  文章写好后,他首先想到了《光明日报》。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就是在《光明日报》上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署名发表的,他特别佩服这家报社的胆识和眼光,因此,他想都没有多想,就把稿子寄给了《光明日报》社。 
  毫无疑问,那段时间的《光明日报》,对这类稿件格外敏感,收到程如峰这篇报道后,几乎是一个字未动,就在显著版面发表了。 
  这一天是一九七九年的一月十日。这是中国报纸在清官遭到严酷讨伐的十三年之后,第一次为九百多年前的包拯公开平反。 
  富有戏剧性的是,就在《光明日报》为包拯公开平反昭雪的第二天,即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向全国下达了《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 
  历史上的包拯和今天的地主、富农分子,在同一时间被“摘帽”,包拯的子孙和地富的子女同时解决了“成分”问题,这种历史的巧合,似乎只有来自喜剧作家的灵感,或出自诗人的浪漫,这既让程如峰感到有说不出来的苦涩,却也使他振奋。 
  

        第十七章 海外来信 
  程如峰写作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很快地,他又把早已思虑了无数遍的《解开包公墓之谜》的文章写了出来。因为他是把它当做学术论文来写的,完成后,便交给了《安徽大学学报》,不久也被采用。 
  打那以后,为包公请命,还包公历史真面目,成了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件事。 
  一九八〇年金秋十月一个阳光耀眼的午后,程如峰刚走进修复中的明教寺,这时工地上已是熙熙攘攘,人来人往。一位邮递员走过来,在他跟前停下,问他:“你是程如峰同志吗?” 
  程如峰一边点着头,一边问:“有我的挂号信?” 
  邮递员从背着的信袋中抽出一封信,告诉他:“海外来的。” 
  “海外来的?”程如峰不敢相信,“你是不是闹错了人?” 
  “你不是程如峰吗?” 
  邮递员把信递了过去。程如峰一看,没错,就是他的信。信封上除了他的姓名和地址写的是中文,其余全是外文。 
  拿着这封奇怪的来信,他好不纳闷:究竟是从哪个国家寄来的?里面又都写了一些什么呢?这么多年,他一直庆幸自己没有“海外关系”,因而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避免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才平安无事地走到今天。可是,现在居然有人从海外给他写来信,这岂不是会让别人怀疑自己不老实,长期隐瞒不报吗?虽说这时已在全国性地纠正冤、假、错案,但整人成癖者还大有人在,在没闹清信的虚实之前,他认为还是持小心谨慎的态度为好。 
  他将信原封不动地交给了文物处当时的负责人陈裕民。 
  陈裕民是位在抗战初期就参加了革命的女同志,爱人曾被打成右派,她本人也在“文革”中被打为叛徒,夫妻双双被当时的合肥工业大学“扫地出门”。现在,爱人右派分子的帽子才摘下不久,她也刚刚得到平反。程如峰把这样的“海外来信”交给了她,她也感到十分为难,就说:“我当着你的面,咱们先把信打开,看看什么事再说。” 
  陈裕民拆开信封,竟掉出一张名片来。 
  原来是美国夏威夷大学马幼垣教授寄来的。因为这位美籍华人在信上使用的是中文,所以读起来没有一点语言障碍。他说,他看过中国的《光明日报》,读到了程如峰的那篇《合肥清理包拯墓》,知道程如峰是发掘包公的当事人,掌握了一整套的第一手资料。这则消息使他兴奋良久,就开始到处打听程的住址,好进一步地取得联系。恰好这期间《安徽大学学报》在《光明日报》上也刊登了一则广告,公布了他们近期发表的论文目录,这其中,又正好有程如峰的那篇《解开包公墓之谜》,可把马幼垣教授乐坏了。于是他按图索骥,顺藤摸瓜,立即给《安徽大学学报》编辑部写信,了解到程如峰的通讯地址后,就直接把信写来了。 
  陈裕民不敢做主,不知这样的信能不能回,索要的包公墓资料该不该给。她喊来文物处的年轻人彭国维,让他拿着这封信去请示市委宣传部。 
  合肥市委宣传部的副部长郭力如听了汇报,看了信,也犯起了踌躇。因为大家都知道:“外事无大小”,宣传部当然也就不敢随便决定,不过,他倒也热情,亲自带着彭国维,去省里请示文物局。 
  安徽省文物局局长洪沛,原就在省委统战部工作过多年,涉外的事没少接触。他看完马教授的来信,立即表态:“省文物局不提供此类资料!”但他又十分爽快地说明,“这封信是写给程如峰个人的,他掌握的资料给还是不给,应该由他自己决定。” 

  请示有了结果,这就是组织上不过问,一切由程如峰自行处理。程如峰哭笑不得。因为他参加革命三十多年了,还从来没有离开过组织一步,现在遇到这么大一件事,市里不表态,省局不过问,一切由他自个儿拿主张,他想,是政策真的放开了,还是大家都在推诿? 
  这天,他偶然听到一个消息,说不久前市里成立了一个新机构:合肥市外事办公室。他便抱着几分侥幸的心理,决定去咨询一次。为了不给领导添太多的麻烦,去前,他拟就了一个回信的草稿,他认为这样可以更加具体地听到他们的意见。 
  外事办公室主任王树志,是个人高马大、办事干练、思想解放的人,听了程如峰的介绍之后,朗声一笑,说道:“好事情!给你写信,你就回。” 
  程如峰忙取出信:“请你看看,这样回信好不好?” 
  王树志摇着手,连连说道:“不必,不必。私人的信件我怎么可以看?” 
  但程如峰还是掏出了自己写好的信:“那请你给我把把政治关。” 
  王树志奇怪地说:“个人通信自由嘛,把什么关哟?” 
  现在回头看这件事,似乎显得很可笑,特别是年轻的读者,会认为是在小题大做,但当时的社会背景就是这样,不可名状的“政治”渗透到了中国人生活的各个角落,弄得人人自危,难释杯弓蛇影之虞。 
  程如峰回信的思想关算是过了,业务上的问题,他觉得还需要认真对待。这时,“安徽省毛泽东思想万岁馆”已恢复成了先前的“安徽省博物馆”。他又去馆里请教吴兴汉:“可以把有关包公墓的资料寄到海外去吗?” 
  吴兴汉想了想说:“我们这个行当有个规矩,考古发掘,在发掘的报告没有正式发表之前,资料一般是不向他人透露的,更别说透露到国外了。” 
  程如峰见吴兴汉提到了一直在由他执笔的发掘报告,于是问:“何时能发表出来?” 
  “估计快了。”吴兴汉说,“就发在最近一期《文物资料丛刊》上。但这是一个不定期的刊物,具体啥时出来,还说不准。” 
  程如峰回来后,便给马幼垣教授回了信,并作了认真说明,待正式的发掘报告一发表,他马上就会寄一份过去。 
  一九八一年六月,程如峰从吴兴汉那里终于取到了发表日期为一九八〇年五月,却迟到了整整一年的《文物资料丛刊》,他立刻把有着包公墓群发掘报告的这期刊物,邮往了美国夏威夷大学。 
  刊物寄出后不久,程如峰就先后收到马教授寄来的香港和台湾地区的《中国时报》、《联合报》,以及美国、加拿大、新加坡等许多国家的报纸杂志。原来马幼垣教授根据他邮去的那些资料,已经把中国大陆有关包公墓群发掘的消息以及研究的成果,都披露给了海外华人。 
  程如峰为马幼垣教授提供了方便,马教授也及时地给他反馈了国际上有关包公研究与传播上的信息,还特地寄来了他的新作:《中国小说史论集稿》。 
  读了马教授的书,程如峰才知道,马幼垣原来是美国研究包公的专家,他获得博士学位的论文,就是《“龙图公案”考》。《“龙图公案”考》的引文多达二十三种、一百二十多条,几乎涉及到了中国的北京、上海、香港、台湾和日本东京等各大图书馆,其占有资料之多,显其功力之深,使程如峰方知天外有天! 
  长期以来,由于闭关锁国,中国大陆的老百姓,除了知道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的一盏明灯”,中国是越南“辽阔的大后方”,苏联是翻了脸的“老大哥”;知道古巴有个卡斯特罗,南斯拉夫有个铁托,柬埔寨有个西哈努克;知道朝鲜产苹果,伊拉克产蜜枣,除此而外,对外面的世界几乎一无所知!现在,程如峰只结识了一个马幼垣,他的面前,就好像洞开了整个世界!他才知道,原来在国外研究包公的大有人在。包公早已经走出了国门。我们关起门在这儿起劲地批判清官,可是清官包拯早已经在世界范围产生了广泛影响! 
  当然,包公的形象和故事,外面大多是通过文艺作品熟悉的。 
  早在鸦片战争时期,法国著名剧作家裘利安,就把包公戏《灰阑记》译成了法文,把包拯介绍给了法国观众;后来,汉堡大学教授佛屋路凯又将法文译成德文,使得中国的《灰阑记》在德国赢得了知音;再后来,日本的新关博士又根据欧州流行的译文,译成日文,从此,一代清官直臣包拯便越过中华大地,走向了世界。 
  朝鲜作家骜溪萸将《三侠五义》改编成《包阎罗演义》,韩国鲜文大学朴在渊教授又把《包阎罗演义》校点后在韩国出版。《龙图公案》一百多年前就被泰国翻译过去,风行一时。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教授乔治·海顿,也早把《陈州放粮》、《乌盆记》、《后庭花》三部包公戏译成英文,系统地介绍给了美国读者。汉学家特里克·海南教授还在这本书的前言中,盛赞包公的“刚正、勇气和机智”,以及“将有权势的恶人拉下马”的勇敢精神。 
  海外华侨就更是信奉包公,他们把包公作为中华民族的杰出代表,借以表达对故乡的思念之情;同时还把包公作为理想中的正直之神,到处立庙塑像,虔诚奉祀。近年来,澳门政府甚至形成专门的规定,把包公庙视为重点文物依法保护。 
  说到台湾,早在清乾隆年间,台湾云林县便有了包公庙。经过二百多年的拓展壮大,现已庙貌恢宏。仅接待香客住宿的酒楼就有三千床位。高雄、桃园、彰化、南投、台中等地,均建有包公庙或包公会社团,以至包公的英灵普照宝岛。 
  在世界七大洲的众多国度,包公都有着极高的知名度,美国、日本、韩国、加拿大、意大利、德国、法国、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包公的研究工作,更是空前活跃。 
  程如峰了解到包公在世界范围产生了如此广泛的影响,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一个包公故乡的文物工作者是多么幸运和自豪,同时也感到了自己肩上应承担的历史责任。总之,他的劲头更大,信心更足了,于是,萌生了一个大胆的设想。 


  第十八章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一九七九年五月十二日,合肥市与日本久留米市结为友好城市。一九八〇年,在结成友好城市一周年之际,久留米市市长近见敏之率团来合肥访问。他们知道合肥是著名的“三国故地、包拯家乡”,就提出要看一看包拯和三国时期留下的遗迹。这让合肥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很为难,因为作为“包拯家乡”,仅有的包公祠和包公墓都遭到了彻底破坏,已无“迹”可看;作为“三国故地”,曾发生“张辽大战逍遥津”的逍遥津虽然还在,却早已失去了应有的特色,成了一座普通的公园。倒是明教寺的古建筑群保留了下来,多亏了当年这地方被工厂和机关占用了,占用的地方虽然已被收回来,但也都正在修复之中。 
  于是只有请近见敏之一行去参观正在修复中的明教寺。于是日本友人穿过密密麻麻的脚手架,来到大雄宝殿尚存的佛像前,点燃了“文革”以来的第一炉香。 
  日本友人的光临,使得明教寺的修复工作加快了。这年九月底,便圆满完成。同时,合肥出土文物陈列展也布置停当。十月一日,第一批前来观光的,仍是日本久留米市的客人。这次是议长黄木良人率领的三十六人代表团。十月二日,才正式对外开放。 
  因为这么多年以来,一座城市的上百万市民,再没有见到过与各种运动无关的“陈列”或是“展览”了,因此,公开开放的第一天,明教寺的门前,人山人海。事先设置的四个售票亭,不到十分钟时间全被挤垮。被挤得东倒西歪的人群很快失控。由于公安干警的及时赶到,并果断地宣布一切活动暂停举行,才避免了一场可怕的重大伤亡事故的发生。 
  直到了十月四日,明教寺才敢悄悄向外售票。但风声还是传了出去,寺内寺外,依然是人头攒动,一日之内竟接待了两万三千八百余人。 
  这几件事,对程如峰来说,感慨颇多,刻骨铭心。这使他看到,经过令人窒息的十年动乱,人们多么渴望呼吸新鲜的空气;同时也表明,文化遗产,人文景观,对提升一座城市的文明程度和精神面貌,又是多么至关重要! 

  这期间,合肥市委副书记丁之、科委主任徐获、建委主任陈衡等人回访久留米。回来后,向市直机关干部做了一次访日报告。谈到日本非常重视名胜古迹,特别强调保持原貌,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轻易改动。说福冈市有座七百年历史的太宰府遗址,其实只剩下排列有序的石础和零星残缺的石柱了,但他们仍原样不动地保护起来。尽管日本的地皮十公紧张,甚至达到“寸土寸金”,但太宰府遗址不准占用,是受到法律保护的。现在遗址旁边按照柱子的排列,复原了一座太宰府模型供人对照和游览,而不是铲掉一处真遗迹,找个地方再造一个假古董。日本的中学生在高中阶段,学校就会专门安排时间,让学生免费参观重要的名胜古迹,以提高本民族的自尊心。 
  这些话,对程如峰触动很大。他想,“文革”期间,中国的公民,尤其是涉世不深的中学生,甚至包括大学生,在破“四旧”的口号下,歇斯底里地去破坏中华民族五千年所创造出的那些文化瑰宝,其损失,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场战争造成的破坏都无法比拟的! 
  当然,程如峰也受到了一次极大的鼓舞,他预感到,中国文物事业的又一个春天或许就要到来了。 
  想到这些,他竟心旌摇动,兴奋不已,提笔给丁之书记写了一封人民来信。万变不离其宗,他信中的内容依然是念念不忘的包公,他祈盼合肥市人民政府能将包公祠也修复好,把包河公园进一步地建设好。 
  不能说丁之对这封信不重视。接信后不久,他就作了批示。他把信批给了市政协。 
  为什么要把有关包河公园建设的信,批给政协?程如峰至今弄不懂。丁之已经去世,这事我们也无法再去查实。也许,他只是文教书记,公园建设这一类事情不是他可以解决的,程如峰本来就不该将这样的建议写给他。也许,他负责的部门,连个油印的刊物也没有,政协却有个很不错的杂志。事实是,丁之把信批给政协,程如峰有关包河公园建设的第一次献言,就被公开发表在了《合肥政协》杂志上。这一点,程如峰还是感激的,因为他毕竟没有白忙一场。 
  当然,事情远不如程如峰想象的这样简单。 
  一场文化大革命,闹腾了整整十年,如今没谁再提包公是“牛鬼蛇神”,甚至说他比贪官还坏,但是,谁都知道,历史上关心包公,重修了包公祠的,不是别人,正是李鸿章。说李鸿章是卖国贼,至少当时还没谁站出来反对。改革开放了,大家都在大干现代化,可以说,百端待举,啥事不能干,干吗非得去干历史上卖国贼起劲干过的事? 
  包河公园是要建设,究竟如何建设,管这事的自有主张,不可能会受到程如峰“建议”的影响。他们不仅早就在包河公园旁边建造起了一个大型的“宇宙飞船”,“电动马游戏场”的工程也正在积极的筹备之中,接着,“港商愿意捐钱在包公祠盖个大酒店”的风声也就传出来了。 
  程如峰开始还有些不信,经过四处打听,他终于从副市长吴翼那里,获悉有关领导确有“把包河建设成为现代化公园”的意图;又在省政协副主席潘锷章处得知,包公二十九世孙、世界著名船王包玉刚已经打算捐资的准确信息。 
  他差不多惊呆了。 
  本来,作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包公祠,在合肥市已经有了专业文物部门的情况下,就应该将它交给文物部门管理,这才合理合法。但合肥偏偏不是这样,把它划给了园林局。这样一来,园林系统就名正言顺地,按照他们园林建设的思路,去搞一些与文物,甚至于与文化都毫不相干的娱乐游戏设施。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包河公园几百年来所营造出的那样一种历史文化的氛围。许多市民对此意见很大,却又无能为力。 
  别人可以袖手旁观,可以熟视无睹,可以不闻不问,程如峰作为合肥市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文物干部,却坐不住了,他非要问个水落石出不可。 
  “包河公园不归你们管,你老程又不是什么领导,你操哪门子心?”有位朋友好言相告,“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弄不好,到头来落得个老公公背儿媳过河——出力不讨好,这是何苦!” 
  也有人说:“如今姓‘圆’的、姓‘胡’的干部多的是,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捣蛋的,你干吗光着脑壳往刺棵里钻?” 
  程如峰知道,朋友们说的都是实话。但包河、包公祠,不光属于合肥市,它已经成了我们民族重要的文化遗产,成为吸引炎黄子孙的一个难得的磁场;再说文物一旦被毁坏,就将永远丧失! 
  他提笔给市委书记郑锐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明确指出,包公祠作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划归园林局是不应该的;园林部门在包河搞的那个“宇宙飞船”,已经与包公祠很不协调,如果还要进一步把包河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大公园”,其结果,必然是对民族文化和宝贵的旅游资源的破坏。 
  信发出不长时间,“宇宙飞船”被停止了营业,“电动马游戏场”也改建到了别处。尽管包公祠划归文物部门一事没有丝毫进展,但看见自己的心血到底没有白费,毕竟还是解决了两个具体的问题,程如峰的信心由此增加了不少。 
  于是他想,翻来覆去老讲包公的重要性,这已经不够了,必须拿出一个让人信服的规划性的意见,供领导决策时参考。于是,他开始一次次地往包河的三岛——香花墩、中岛和东大岛跑。他发现,东大岛一带面积很大,但由于东面的道路未打通,地势偏僻,因此至今荆棘丛生,可以进一步开发。恰在这时,有人提出要在包河修建一座包公纪念馆,这事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当然,他感兴趣的,并不在建造包公纪念馆,而是这个消息引发了他一个大胆的设想。 
  他的这个设想,就是在包河公园东大岛一带重建一座包公墓! 
  就是说,按照北宋时期的建筑特色,让包公墓“重见天日”。包河公园西边的香花墩上已有包公祠,东大岛这边再有包公墓,祠堂与公墓隔水相望,又因中岛而彼此呼应,只要对中岛稍加改造,包河公园的历史文化氛围不仅会变得更加浓郁,也显得蔚然大气,浑然一体。 
  想到这些,程如峰激动起来。 
  他认为,在此建一座纪念馆,非但毫无新意,建成后也肯定会流于一般。因为包公生前任过职的地方很多,南自端州(今广东肇庆),北至雄州(今河北雄县),西起京兆府(今陕西西安),东到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大家都可以建。这里已经有了包公祠,再去建个纪念馆,就根本没有必要。而重建包公墓,却占尽天下优势,更何况这方面的条件都已经具备。 
  程如峰将他的这个建议写好之后,直接交到了市委宣传部。可是,时间一天天过去,他的有关重建包公墓的献言,有如石沉大海。 
  程如峰十分不甘心,他写了篇小言论:《希望修复包公墓》,发表在《合肥晚报》上。 
  那时他还在明教寺办公,因为明教寺又被称作“教弩台”,所以他那篇短文的署名就用了教弩台的谐音“赵弩骀”。“弩骀”指的是笨马,用以自嘲。 
  他假以“局外人”的口吻,在文章中写道: 
  我热爱祖国的壮丽河山和灿烂文化。到曲阜看到了孔庙、孔府、孔林,我感到很满足;在杭州看到岳飞墓,心里也有说不出的激动;到合肥来,就是想看看包公祠、包公墓的,一打听,包公墓被挖掉了,包公祠却是空空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听说包公墓里曾出土了许多珍贵的文物,为什么不摆出来给大家看看,人民政府,难道对自己的人民也要“保密”吗? 
  铁面无私的包公早已家喻户晓,描写他的小说、戏剧译成多种外文,流行于世界,各国的华侨对包公十分尊敬。合肥是包公的家乡,包公是合肥的骄傲,我希望合肥也能把在“文革”中惨遭破坏的包公墓重新修复起来,这应该是有着一定意义的事情。 
  文章见报后,反响不小,支持者相当多。当然,持反对意见的人也不少,他们认为这是“故态复萌”,是在没事找事;认为重修包公墓是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格格不入,是在为封建阶级招魂张目。有许多人,甚或是被看作专家一类的人,他们在肯定包拯的人品和政绩的同时,也还要加上一句,说他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的,是为了巩固北宋王朝的统治,是为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出发的。 

  程如峰没有轻看反对者的意见。甚至意识到,他的建议书所以会被卡,其原因,也正是由于这些意见的存在。 
  一九八一年八月十四日,程如峰写出重建包公墓的意见书,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他正式办理了离休手续。在这漫长的一年零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他的建议如泥牛入海。 
  没有人再向他反馈过意见,他也打听不到丝毫的消息。有人奉劝他,不要再打听上面对这事的态度了。没有态度,其实就是一种态度。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出土过包公墓志、发掘出了包公遗骨,又是包公家乡的安徽省合肥市,包公墓不见踪影;而河南省巩义市,却于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五日,经国务院批准,将那座包公衣冠冢,甚至连包公衣冠冢也不是,说不定只是座张冠李戴墓,正式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种阴差阳错,同包公的家乡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第十九章 燃起心中的圣火 
  一九八二年,是程如峰一生中出现重大转折的一年。女儿程红中学毕业找不到工作,他只好选择了离岗让孩子顶替,为此提前了四年时间离休。 
  他准备离职的消息一传出,好多领导、朋友纷纷发出邀请。有请他去市文联书法家协会帮助工作的,有请他到省文联、省文史馆的一些编辑部去当编辑的;更有甚者,他家乡霍山县一位副县长,带着文化局长和地方志办公室的领导,三次找到他的家,请他去主编《霍山县志》。所有这些,都是有偿的,而且,待遇不菲。他子女多,花销大,家中的收支常常失衡,有时为节约几分钱,他宁肯走路也不去坐公共汽车。能多一份收入,多好! 
  可是,他婉转地谢绝了一切邀请,沉浸于包公墓的研究中。他要努力弄清包公墓地面原貌,为终有一天会重修的包公墓做准备。 
  当包公墓地上地下的所有构造都了然于胸之后,他又担心起包公的遗骨来了。包公的遗骨原是分为两处。一是由省博物馆方笃生寄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去鉴定的那一部分。当时是把“一号墓”的部分碎骨,特别是头骨的碎片单独存放的。原有三十四块,后来有一块折断,就变成了三十五块。专家鉴定后,已全部从北京邮回。现在还在不在呢?另外一部分在清理包公墓的当年,被装进了那一口木棺匣子。包义旭和包遵元都曾悄悄告诉过他:“木棺中的包公遗骨,已经偷偷送回大包村安葬了。”一晃,八九年过去了,如今遗骨究竟葬在哪儿?这些他都必须搞清楚,事先做到心中有数。 
  因为有了包公的遗骨,重建包公墓才能是名正言顺的“迁安”,才是实实在在的包公迁葬墓,它的历史地位和社会影响,才能不亚于真正的包公墓。假如没有遗骨,性质就完全不同,它甚至连衣冠冢也不如。说白了,就等于是在造假墓,那将毫无一点实际价值。 
  他首先找到了吴兴汉。 
  吴兴汉说:“在文物这一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除古人类骨骼化石外,所有的人骨都被看作是自然物,不算是文物,一律不予保存。所以从北京邮回来的包公遗骨,当时也就没有在博物馆里入库。” 
  程如峰一听,吃惊不小:“这么说,现在没有了?” 
  吴兴汉笑着说:“我哪敢随随便便处理了?当时用牛皮纸信封装着,留了下来。” 
  程如峰松了一口气,忙问:“现在放在哪里了?” 
  吴兴汉走到一个放满了杂乱无章的盆盆罐罐的文物橱架前,找出了那个牛皮纸信封。程如峰才发现,不仅包公的遗骨在,当年从北京邮回遗骨包装用的木盒子也还在。程如峰把盛有包公遗骨的那个牛皮纸信封,干脆还装入盒中,对吴兴汉说道:“我想研究一下包公的遗骨。” 
  “那你拿去吧。”吴兴汉也很爽快,因为他一直就认为它不是文物,博物馆不是久放之地。 
  也许程如峰算不得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文物工作者吧,他却如获至宝地将包公遗骨拿回了家。拿到家中,又怕家人给当做废物扔掉了,就又细心地将它包裹好之后,藏入箱底,并在箱子上加了把锁。 
  他相信,一旦重建包公墓的事梦想成真,包公的遗骨就比什么都重要了。 
  接下来,他要搞清楚另一部分遗骨的下落。他决定到大包村跑一趟。那时,每天傍晚都有一班军民两用的班车由合肥开往阚集,阚集离大包村就已经不远了。记得一九七三年那次送包公遗骨去大包村后,他和吴兴汉步行去看包公诞生地小包村时,最后就是在阚集投宿的。社员们捧着碗蹲在门外吸吸溜溜喝稀饭的情景,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口粮还是定量的,镇上一家小饭店只有在赶集时才开一次门,平日都是铁将军把门。他和吴兴汉虽然随身都带有钱和粮票,也只得饿肚子。供销社的同志看他们是省、市来的干部,就特别照顾,免票供应了一斤鸡蛋,使他们激动得受宠若惊。要知道,一斤鸡蛋,相当于他们在城里一个月的定量啊。 
  程如峰这次一上班车,就和同座的一位军人谈起在阚集经历的旧事。军人笑了起来,说:“包产到户,阚集早变了样了,现在还有谁去喝稀溜溜的稀饭?” 
  他问供销社还可以住人吗?军人告诉他,如今阚集建了一个部队招待所,条件不比城里差。 
  兴许程如峰也穿了一身旧军装,在车上和几位军人很快闹熟,一下车,他们便热情地给程如峰带路。借着迷蒙的月色,他们走上了一条崎岖的山间小路,使程如峰如入“不见青山面,但闻流水声”的境地。不一会儿,眼前就出现了两盏灯火。不用问,那就是军人招待所了。 
  离开部队二十六年了,想不到去大包村途中的这一夜,他又找回了一名军人的感觉。 
  第二天一大早,他感到格外精神,觉得年轻了许多。他迎着新鲜的朝阳,穿过田垄,直奔小包村。路过凤凰山下的时候,他不禁愣住了:他清楚地记得,一九七三年打这儿经过时,曾穿过了一片小树林,透过密密麻麻的树林,可以看到山坡上罗列着的十三个大坟包,坟包上长着灌木和杂草,显得特别醒目。现在这些东西全没有了,全成了耕地。那些大坟包可是包公的祖坟啊,怎么能这样随随便便地平掉呢? 
  到了大包村,他的忧虑依然没有消除。那些熟悉的杂乱无章的村舍,坑坑洼洼积满污水的道路,并没有多大改变。他的心直打鼓:被偷偷安葬的包公的坟包,是否也因为包产到户而从此消失了呢? 
  大队长包先长见到程如峰,老远就眉开眼笑。程如峰握着包先长的手,问道:“那一年为迎包公遗骨回乡,你没少挨整吧?” 
  “嗨,”包先长不堪回首地摇着头,“你说呢,挨批斗,那还只是小菜一碟,县广播站一天几遍指名道姓地批我搞封建宗族迷信活动,最后被停职。” 
  程如峰说:“这不给你平反了?‘官’复原职了。” 
  包先长笑着用当地土话自嘲道:“名誉是恢复啦,可尿都给把掉了!” 
  两人不禁相对大笑。一阵寒暄之后,程如峰赶忙问:“包公墓也平安无事吧?”包先长止住笑,不由一怔。他显然没听懂程如峰话里的意思。 
  程如峰紧张起来:“包公遗骨不是以后又送回来了吗?” 
  包公遗骨重又送回大包村埋葬,包先长还是第一次听说,他奇怪地望着程如峰:“你说的这事,我什么也不知道。” 
  程如峰只觉得心往下沉:“这怎么可能?” 
  话虽是这么说,不过,他猛地领悟到,大包村的包氏后裔肯定是被运动整怕了,参与安葬包公遗骨的人,怕再连累这位大队长,干脆避开了他,这事压根儿就没告诉过他。 
  想到这儿,程如峰直敲自己脑袋: 
  “这事我太大意了,来前,我应该先去问一下包义旭和包遵元。”他解释说,“七三年,包义旭和包遵元都悄悄告诉过我,他们趁大包村的人去合肥买饲料,叫人偷偷把那些木匣子放在板车上,让小毛驴拉了回来。” 
  “你让我想想,进城买饲料……小板车,小毛驴……”包先长猛地一拍巴掌,“我带你去找找知情人。” 
  他们一道走出村子。在一个田垄上,包先长停下来,粗声粗气地喊一位在田里干活的半百老人:“聋子,上来一下!” 

  那人微微转回头,不慌不忙地用沟里的水洗去脚上的泥土,然后走上田垄,套上草鞋,一声不吭地走过来。包先长对程如峰说:“他叫包先正,耳朵有点背,跟他说话要大叫;人非常忠厚,进城里买饲料,他去得最多。” 
  包先正走到跟前,也不言语,对程如峰笑了笑,算是有礼了。 
  包先长凑近他的耳朵大声介绍说:“他姓程,合肥来的。” 
  包先正点点头,终于开口说话:“我知道,老祖先的遗骨就是他送来的,那顿午饭是在大队会计包遵国家吃的。” 
  程如峰不由一惊。他没有想到,对方的记忆力这样好。八九年前不过是匆匆见了一面,他竟然就记住了。 
  包先长高声大嗓地说:“你认得就更好,他专门跑来,就是要了解老祖宗葬在什么地方。这事你知道吗?” 
  包先正又认真看了看程如峰,有些木讷地点了点头,然后就一声不吭地沿着田垄向凤凰山方向走去。程如峰见这情景,知道找对了人,高兴地跟了上去。 
  包先长本来只是估计进城买饲料的人中可能会有包先正,不曾想把老祖宗遗骨拉回来偷埋的事他还真的清楚。想想这消息居然对他也封锁了八九年,不觉苦笑着摇着头,一边跟上去,一边嗔道:“这个死聋子,说你忠厚,可花花肠子还有!” 
  他们翻过一个小山丘,又穿过一段平地,便看到山坡上荒冢累累。包先长告诉程如峰:“这是我们村规划的公共墓地。” 
  他指着墓地边缘一座稍大一点的坟头说:“那是包公父亲令仪公的墓。那墓五三年迁到这里,政府还发放了迁葬费,谁也没说半个不字;这回包公遗骨,我们本来就打算埋在令仪公坟的旁边。后面的山头就叫龙山,原想父子双双长眠在龙山脚下,眼看着后人们生息,繁衍,幸福劳动,该有多好!谁知道会遭到这样大的折磨!” 
  程如峰下意识地停下片刻,望着不远处看不出丝毫特别的令仪公的坟头。突然,他的思绪被大声的吆喝打断,原来包先长在问包先正:“聋子!你把老祖宗埋到哪里去了?” 
  包先正肯定听到了,但他既没回头,也没停步,自管自顾地进入墓区,走到一座枯草蓬松的小土堆前,不紧不慢地说:“这就是。” 
  “你没认错吧?”包先长半信半疑地看着并不起眼的小土堆,“这一片乱糟糟的,看上去全都差不多。” 
  包先正扶着一棵已窜有人高的小树道:“这是我去年栽的,留有记号。” 
  程如峰打量着包先正那丰满、憨厚、表情不多的脸,觉得他一点不笨,倒很有点大智若愚。他忽然想起佛家的一句梵语:“一滴水怎样才能不干?那就把它放进大海里去。”包先正把包公的遗骨放在了家乡的群墓丛中,正如把一滴水放进大海里,只要不被人知晓,即便人世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他也是完全可以安息的! 
  当然,包先正和包先长都不可能想得到,程如峰也没有暗示他此行的目的,其实是要给包公再造一座新地宫。正因为他没有把这一层意思挑明,几年以后,他将后悔不已,以致遗恨终身。 
  然而,也许是天意,那天,程如峰还做了一件很聪明的事:他请包先正和包先长二人坐在包公墓前拍了一张照片。这既是为了纪念,更是为留下一个标识和见证。 
  程如峰没有料到,这张照片竟成了“聋子”包先正生前最后的“绝影”。假如没有这张照片,或是说没有这次考察,藏在大包村龙山乱墓丛中的这座包公墓,将永远成为一个秘密。 
  

       第二十章  重建包公墓 
  程如峰呈递给合肥市建议重建包公墓的报告,已经过去三个年头了,却犹如水银泼地,无声无息。但是,到了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五日,情况就发生了突然的变化,建墓之事一个早上便浮出水面。 
  事情的转机,可以说是十分偶然的。它来自《合肥晚报》的一则通讯,通讯是该报记者写的一篇“本报专稿”:《包公遗骨偷葬记》。看得出,记者访问到了包公三十四世孙包遵元,他用流畅、生动而形象的笔触,将发生在“十年浩劫”中那惊心动魄的一幕,描述得令人扼腕嗟叹。也许记者不可能有更多的时间对所有的当事人展开调查,有些故事并不知情,至关重要的包先正的名字并没有在文章中出现。 
  《合肥晚报》是合肥市委的机关报,发行量不小,它将这桩陈年旧事重新提起,在合肥地区引起强烈反响。并且它惊动了当时的安徽省委书记黄璜。 
  黄璜给才上任不久的合肥市市长张大为写了一封信: 
  大为同志: 
  据晚报披露,包公墓至今未能迁安,似不甚妥。请你告有关部门,抓紧处理,可在包河选一适当的地点安葬,费用由省或市承担。 
  致礼 
  黄璜 
  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五日 
  黄璜批示的意见虽然不足五十个字,却把那些最重要的事情全提到了。“包公墓至今未能迁安,似不甚妥。”这里已经有了态度,而且,旗帜鲜明。接下去,就对有关的时间、地点、经费几大问题,都作了说明,并且十分具体:时间上要求“抓紧处理”;地点就定在“包河”;至于费用“由省或市承担”。 
  合肥市市长张大为在接到黄璜信的当天,立即就把这事具体落实到了副市长吴翼、宣传部长李之朴和统战部长周军三人身上,并再三吩咐:“一定要把事情办理妥切。” 
  程如峰得到以上消息时,喜出望外。又听说由吴翼副市长来主持迁墓工作,更是高兴。吴翼是知名的园艺专家,合肥之所以能同北京、珠海一起被评为中国首批“园林城市”,这是与他的远见卓识和创造性的工作分不开的。过去,他曾经两次接触过吴翼。一次是去吴翼家询问三十里岗“三国时合肥新城”是否有开发价值。他事先并没有打招呼,是突然闯去的,当时吴翼还是园林局的高级工程师,却是很热情地接待了这位不速之客,并认真听他介绍了“三国新城”的历史情况。那次,怎么也没想到,吴翼第二天就要了部车,叫他带路,还把园林局长丁舜也喊上,直奔三十里岗去看现场。 
  一次是市建委在包公祠座谈包河公园的绿化问题。会上,吴翼作为园林专家,从园林工程的角度,极力推崇广种樟树。吴翼强调樟树树龄长,覆盖面大,四季常青,既散发出芬芳,又可驱赶蚊虫,属名贵品种。他的发言结束后,没人不说种樟树好,惟独程如峰在会上唱了反调。他的发言主要侧重在文化和绿化的关联上,他建议种柏树,柏树枝干挺拔,郁郁葱葱,凌霜傲雪,生气盎然,象征着坚贞高尚的品格和参天正气。他还借用杜甫《蜀相》中著名的两句诗:“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来说明包河公园的绿化应具有的历史文化特色。 
  包河正因为有了包公祠,才名播天下,程如峰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提出柏树,并恰如其分地引用了杜甫的名句,这就比单纯从园林角度处理包河的绿化,更富内涵,也显得更为贴切。虽然并没有人在会上公开支持程如峰的意见,但吴翼还是显出几分尴尬。 
  不曾想,程如峰刚刚离休居家,已担任合肥市副市长的吴翼,在逍遥津公园的“藏幽园”竣工邀请省市著名作家、艺术家座谈景点的命名时,却特别提出一定要请程如峰到场。吴翼非但不计前嫌,还到处说:“程如峰在历史文化方面很有研究。” 
  程如峰是个“不跑(路子)不送(礼)”的人,一向洁身自好。这次听说重建包公墓的工作由吴翼主持,就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全不顾知识分子的“斯文”和“清高”,跑到了市政府,他要向吴翼市长毛遂自荐,主动请缨了。 
  他事先写好了包公墓重建的两种方案:一是按照北宋时的最初布局;二是按照金兵破坏后的南宋布局。两种方案,也还有两种修建办法,一是仅建地上的部分;二是地上地下的部分全都复建。 
  这天,他终于见到了吴翼,并向吴翼和盘托出了他的全部设想。 
  吴翼显然有些意外。他没想到程如峰对包公墓的研究有这么深。听了程如峰的介绍,他也才知道,这里面的学问原来大得很。在这之前,他对包公墓几乎一无所知,以为盖几栋房子,筑一个坟包就算完事了。 
  他一直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时赞许地点着头,有时还记上一句两句,他简直听得入迷了。 

  结束这次谈话时,吴翼郑重其事地对程如峰说:“就这么决定了,我聘请你参加重建包公墓的工作。” 
  这正是程如峰梦寐以求的事情,他居然激动得像一个年轻人:“领导既然信得过我,我一定全力以赴!” 
  激动归激动,忽然想起三年前自己递上去的那份建议书,他仍然耿耿于怀,便问吴翼看过没有。吴翼想了想,说:“我那时还在园林局,市里从没转过这样的材料。如果你还有,下次送给我看看。” 
  程如峰回来后,很快找出当年那份建议书的底稿,复印了一份,转交给了吴翼。吴翼确实是个急性子,看罢建议书,立即邀上宣传部长李之朴、统战部长周军,连同文化局文物处的几位干部,按照程如峰建议书上提到的包河三岛,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 
  吴翼首先发现,把墓建在东大岛上是不妥当的,他说:“这岛我们已经把它作为‘浮庄’景点。再说把墓建在岛上,水涨时半截淹没在水里,是没有道理的。” 
  程如峰一听,自己先不好意思地笑起来。是呀,道理其实十分简单,简单得就像一层薄薄的纸,一点即透。他当时的思路全围绕在三个岛上打圈圈,确实把水的因素给忽视了。 
  吴翼马上又表扬了他一句:“三年前,你老程就想到要修包公墓,可也不简单。” 
  大家谈笑着,来到了东大岛浮庄的小楼上,目光越过波光粼粼的河面,向南望去,不觉眼前一亮:南岸地势高亢,秀木成林,隐天蔽日。程如峰首先喊出声:“就那块地方好!” 
  大家细细观察,越看越觉得包公墓非此莫属。 
  于是大家步出浮庄,爬上岗头,在林中四处察看。此时,残阳斜映,余霞彩来,周遭寂静无声。有人脱口叫道:“妙!” 
  立于岗头,俯视包河,绿波荡漾,西望包公祠,遥相呼应;南接芜湖路、东邻马鞍山路,交通极其方便。远眺蜀山,近滨淝水,以包河为特色的这片如画山水,奠定于明代,至今已逾五百年。把这里作为包公再次长眠之所,确实最理想不过。 
  首次勘察,大家便取得一致共识,吴翼高兴地说:“开端良好。” 
  这年年底,程如峰从吴翼副市长手里接过了合肥市人民政府聘请他为筹建包拯墓领导小组成员的聘书。 
  有了省委书记的关注,什么事情都顺风顺水了。这以后不久,合肥市政府就向全市人民庄重宣布:一九八五年为民要办的十五件好事,其中第六件便是“按宋朝陵墓的格局和规模修建包公墓”。 
  一九八五年十月六日上午,包河公园失去了往日的宁静,到处闪动着欢乐的人群。合肥市重建包孝肃公墓奠基典礼在这里举行。市委书记杨永良、市长周本模,以及党政军有关领导、人民团体和社会各界的代表二百余人,出席了这次典礼。气氛热烈、隆重、庄严而简朴。 
  省市报社、电台、电视台的记者都作了现场采访,奇怪的是,这么一件轰动合肥地区的大事,安徽省和合肥市所有到会的新闻媒体,却没有发表出来一个字,无一例外地全都保持了沉默,倒是千里之外的上海《新民晚报》,当天抢了一条“独家新闻”。 
  这件事让程如峰感到十分诧异。 
  于是他又想起了十二年前,发掘包公墓的时候围观者也是成千上万,报纸电台(电视还没飞入寻常百姓家)却也是讳莫如深。那是处在一种是非颠倒的荒诞的年代,一切都能够理解。现在呢,改革开放已是第七个年头了,包公不仅已经平反昭雪,又成了人民群众心目中惩恶扬善扶危济困的英雄,何况,奠基典礼开得那样热闹,为什么要把消息封杀掉呢? 
  可以得到的解释是:拨乱反正之后,各地纷纷为历史人物甄别,一时修墓成风,上面打了招呼,不宜多作宣传。 
  这就怪了,既然这事与上面的精神相悖,为什么又要惊动那么多人,弄个奠基典礼呢?《新民晚报》就不怕违背上面的精神了吗? 
  据说,重建包公墓一事,缘于省委书记黄璜给合肥市长张大为写的一封信,所以被视为“黄璜工程”,如今,黄璜调走了,主事的张大为也出事了,包公墓的重建也就有了些忌讳。不过,这样的“据说”多少都有民间传说意味,无法考证真伪。 
  程如峰又一次难过——替包公难过。 
  程如峰带着疑问,专门拜访了新华社安徽分社社长宣奉华。宣奉华听了事情的原委,也感到奇怪:“包公是受世人尊敬的人物,给他建墓,迁安遗骨,是好事情,为什么不能报道?” 
  “我看可以。”宣奉华说,“你先写个初稿交给我,我来处理。文字不要太长,要抓住要领。” 
  程如峰回来后经过一番推敲,决定避开“奠基典礼”这件事,而是客观地告诉大家重建包公墓的原因,和将要建造一个什么样的包公墓。想定之后,他就简明扼要地写了二三百字。 
  宣奉华看了,稍作修改后就用传真发给了北京,当天就发表了。标题一目了然:《安徽重建宋代清官包拯墓》。这篇稿件在外界引起强烈反响后,程如峰把清理包公墓以及包公遗骨出土的事,写成不到一千字的短文,抄成两份。一份寄给《人民日报》(海外版),很快被选用;一份送给新华社安徽分社,分社传给总社。总社在接到稿件的当天,就又以“新华社电讯”发往全国。 
  程如峰真的连做梦也想不到,这则《包公遗骨发现记》的短文,在全国各地一时成了爆炸性新闻,选登的报纸之多之快,十分罕见。 
  可以这样说,这条消息是以席卷之势,迅速地涵盖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一夜之间,传遍全国。 
  在这之前,一句“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的唱词,让许多人误认为包公就是开封人。现在,天南地北的中国人、外国人,都知道安徽合肥不仅发现了包拯的遗骨,而且正在重修在“文革”时期被破坏的包拯墓。 
  遗憾的是,包公的家乡对有关包公的这则消息,依然没有一家媒体作出反映! 
  尾声真正的包公墓,你在哪里? 
  重建包公墓的工程破土动工之后,接下来的事就是把包公遗骨从肥东县大包村龙山的荒岗野岭,迁回合肥市。眼看一九八六年的清明节就要到了,根据民间的乡情习俗,遗骨迁安这样的大事,只能放在农历清明的前后。 
  程如峰把自己的想法向吴翼副市长作了汇报。吴翼觉得很有道理,便以筹建包公墓委员会主任的名义,叫各方做好准备,“迁安”的日子就定在四月四日,清明节前一天的上午。 
  吴翼特别交代程如峰,要他多费点心,把这方面的有关细节考虑周到一点。其实根本不需要交代,做这样的事程如峰向来是积极的。 
  程如峰从包遵元处听说,一九七三年底,偷葬包氏家族遗骨的时候,曾把十一口木棺匣子里的遗骨进行了合并,除包公的遗骨保留原匣外,其余的全装入到了一个匣子里。如今要“迁安”了,当然不能只迁包公一人的,那就要恢复到原先的样子,得将遗骨(当然有的只是墓土)分成十一份来。 
  程如峰还考虑到,从遗骨偷葬到现在,已经十多个年头了,再结实的木棺匣子,埋在地里,也早该沤朽了,放粉了。想到这儿,程如峰就叫工地上的石匠,用上好的石料凿出十一口石棺,以备“迁安”之用。 
  一九八六年四月四日那一天,天公作美,风和日丽,春光明媚。 
  肥东县文集乡大包村村南的龙山上,一大清早便人声鼎沸,鞭炮声不断。人们怀着崇敬和好奇的心情,从四乡八村纷纷赶来,参加由合肥市在这里举行的“包孝肃遗骨迁安仪式”。 
  上午九时,市政府秘书长卓鹤群宣布迁安仪式开始。十几挂“千头鞭”同时被点响,鞭炮声惊天动地,蓝烟雾霭腾空而起,久久绕山不去。 
  在振聋发聩的鞭炮声中,人们向包公墓三鞠躬。 
  接着,合肥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李之朴作了简短的讲话,他盛赞了包公一生动人的事迹和伟大的人格。随后,数百名来自各地的包氏后裔,按照中华民族的传统方式,隆重地进行了迁安前的祭奠活动。他们按辈分大小,一批批走到包公墓前烧香叩头。 
  祭奠完毕,人们用一块巨大的白布,将整个包公墓罩着,据说这是为了防止遗骨见天。当几位彪形大汉开始挥动铁锹掘墓时,龙山上下突然变得万籁俱寂。 

  掘着,掘着,忽听一个男人大喊了一声: 
  “不对!” 
  大汉们惊异地停下了铁锹。 
  “怎么……不对?” 
  几个站在墓边的包氏后裔忙探出身子,向挖开的墓穴望去。 
  墓穴里露出了几个沾满了泥土的陶罐。 
  那人肯定地说:“七三年遗骨运回来时,我们看得很清楚,都是木匣子分装的,现在怎么挖出了瓦罐子?” 
  包先长也站了出来,吃惊地直摇手:“那次公社书记不准葬,后来又拉了回去,装遗骨的木棺匣子还在村里放了一夜,大伙都是看到的。不对头!不对头!” 
  有人大声责问:“当年到底是谁埋的?” 
  包先长说:“包先正。” 
  是的,包公和包公亲属的遗骨都是“聋子”包先正从合肥包遵元家拉回大包村的,又是他一个人偷偷埋葬的,只有他才说得清。遗憾的是,“聋子”三年前就去世了。 
  迁安仪式的现场,顿时炸了营。 
  有人埋怨起来:“我早说这坟不会是包公的,你们非要说是,看看吧!” 
  有的包氏后裔愤怒了:“摸不着坟头就领着我们乱叩头,这不是在糟践人,开国际玩笑!” 
  有的在猜测:“是不是边上的这座?” 
  有人建议:“干脆把周围几个坟都挖开来看看!” 
  程如峰拨开人群,挤到坟墓的前面,细细一瞅,不由得也是一个愣怔。挖出的应该是小棺材才对,而且每口木棺材上都写着人的名字,那些墨笔的名字可是他一个字一个字写上去的呀。怎么会挖出陶罐子? 
  宣传部长李之朴、秘书长卓鹤群,同样不知所措,他们怎么也想不到会闹出这么个事来。 
  程如峰的脑子飞快地转动着。尽管他无法解释木匣子怎么会变成了陶罐子,但他记得清清楚楚:四年前,他来大包村实地考察时,“聋子”包先正领着他看的就是这座墓。他毫不犹豫地走上去,到几位彪形大汉的跟前,以一种不容置疑地口吻说道:“继续挖,这墓没挖错,它确实就是包公墓!” 
  大汉们将信将疑,依然没动手。 
  包先长尽管疑虑重重,但经程如峰这么提醒,也想了起来,忙招呼大家动手。他说:“程老师说得不错,先正当时带我们来认的,就是这座墓!” 
  说着,他指指墓边的小树:“这棵树就是先正作的标记。我记得当时程老师还照了一张相。”程如峰苦笑着点点头,是啊,有相片为证。可他怎么知道会发生这种事呢,否则,他肯定会把那张相片带来。 
  由于包先长发了话,大汉们再次挥起铁锹。 
  于是,墓穴里的陶罐全挖出来了,数一数,十一只,这个数字和当年的木棺匣子的数字正好是吻合的。于是大家猜想,这个“聋子”包先正还是很有心计的,他把木匣换成陶罐,肯定是希望将遗骨存放的年月更久远一点。再看看十一只陶罐在墓穴里的排列方式,也挺耐人寻味:最里头只是一只,接下来是四只,再下来是六只。不用说,最里头的那只,装的是包公的遗骨。 
  一场虚惊之后,人们怀着肃穆而又崇敬的心情,将十一只小口大肚的陶罐依次搬上汽车。为防止混淆,程如峰在那只在墓穴中排放位置十分突出的陶罐上作了一个记号。 
  回市里的路上,为使陶罐不至于在途中颠裂,司机将车开得很稳很慢,等到全部陶罐拉到包公墓园的工地时,已到了正午时分。 
  程如峰和张林二人因为在负责筹建包公墓办公室的日常工作中,都挂有副主任的头衔,大家散去后,他俩还不能马上就离开,必须把十一只陶罐,一个个搬放到临时作为办公室的简易平房里去。 
  当他们把所有的陶罐搬进屋,又在地上放稳之后,张林就好奇地向标有记号的那只陶罐走过去。他想来个先睹为快。 
  他将那只陶罐轻轻放斜,迎着窗口射进的阳光,歪着脑袋,要瞅个究竟。谁知,不瞧便罢,一瞅,竟骇得脸都变了颜色。他惶恐地看着程如峰。 
  张林说话的声音都变得有些发抖了:“这里面……” 
  “里面怎么啦?”程如峰想,莫非里面躲进去了蛇,或者有其他怪异的东西? 
  张林急促地喘着气,好像生怕被其他人听到似的压低声音说:“里面啥也没有!” 
  程如峰原以为张林在开玩笑。张林说:“不信你自己看,空的。” 
  “怎么可能呢?”程如峰赶忙奔过去,迎着外边的光线,歪着脑袋朝陶罐里瞅,瞅罢,直觉得脑袋里“嗡”的一声。 
  他也慌了!“这是怎么回事?”他紧张地思索着,却怎么也想不明白。惟独能想到的,就是赶快看看其余的陶罐。两人一阵忙碌过后,全傻眼了:十一只陶罐,全是空的,里面啥也没有! 
  这事来得太唐突,太蹊跷,谁也没有心理准备。回想上午在肥东大包村龙山那隆重又庄严的“迁安仪式”,便觉得身上冒汗。难道说包公和他的儿孙的遗骨还留在龙山? 
  当年偷葬这些遗骨的“聋子”包先正已经不在人世,是否还有知情人呢?是否有人知道真正的包公墓被他埋在了龙山的什么地方? 
  程如峰想了一会,压低声音对张林说:“既然事情已经这样,我们最好是保密,不要再对任何人说起,同时,这些陶罐也一定要保存好。” 
  张林也是个聪明人,他点了一下头,完全同意程如峰的主张。 
  程如峰和张林分手后,心情沉重地回到了家。他茶饭不思,头昏脑涨,直想睡觉;上了床之后,又怎么也睡不着。 
  他在反复思忖:包先正为什么这样做? 
  “那已是改革开放的第三个年头了呀。”程如峰极力在回忆。他到肥东大包村考察时,包先正曾一眼就认出了他,说他就是上次送包公遗骨时来的。按说,自己是这么个身份,包先正应该信任他,应该把真实的包公墓址告诉他。再说,当时包先长也在跟前,至少,包先正对自己的这个本家总该说实话。 
  一想到包先长,程如峰心中一动。他立刻意识到,问题恐怕就出在这个包先长的身上。那天是包先长领着他去找包先正的,在这之前,连包先长也不知道偷运偷葬包公遗骨的就是包先正。就是说,这么多年来,包先正一直没有把实情告诉给自己村上的大队长,显然,包先正是不希望包先长知道这件事。因为包先长为包公遗骨的事挨整受批,吃尽了苦头,包先正这样做,是出于对包先长的保护,当然,也是为了包公遗骨的安全。 
  这或许正是“聋子”包先正的老谋深算。 
  当程如峰回忆起八十年代初期的政治形势时,似乎对包先正不说出真正的包公墓,有了一些理解。那时的改革,如扭秧歌一样,并不是一往直前的,总有人说三道四,甚至兴风作浪。虽然改革开放三四年了,但报纸、电台上还不断有人批判穿喇叭裤的小青年是“颓废的一代”;有的地方竟动员团员、青年上街纠察,遇到穿喇叭裤的就用剪子强剪。北京市居然还公开刊登“禁令”:留披肩发的女青年不准进入各级政府大门。连跳迪斯科都受到刁难。还记得,李谷一因为演唱《乡恋》,也由受人欢迎的“歌坛新秀”变成了“黄色歌女”,批判她宣传“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成为“腐蚀青年一代的历史罪人”。 
  农村就更糟糕。不仅把喇叭裤、披肩发、迪斯科视之为“洪水猛兽”,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带头搞起的“大包干”,在各地农村还普遍遭到强烈的抵制,“姓社”还是“姓资”的一场斗争,正厮杀得难解难分;许多党报党刊公开讨伐“大包干”,说是“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极“左”的幽灵在到处游荡。 
  有资料表明:直到他那次见到包先正三年后的一九八五年,人民公社才在中国的土地上彻底解体,取而代之的是六万一千七百六十六个乡镇政府,和八十四万七千八百九十四个村民委员会。这时《人民日报》才评论说:“中国农村改革终于获得了突破性的成功。” 
  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包先正,不可能具备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他对已经到来的改革开放,仍然缺乏足够的信赖,这只能说明十年动乱给他造成的伤害是多么惨痛! 
  怀着一线希望,程如峰决定再到肥东大包村去走一遭。 
  去前,程如峰从包义旭那儿弯了一下,打听到运回包公遗骨的不仅有包先正,还有一个叫黄其荣的年轻人。 

  程如峰首先找到了黄其荣。但是黄其荣却对运遗骨的事一无所知。 
  “你们不是一道去,一道回来的吗?”程如峰奇怪地问。 
  “我和包先正一道回来不错,”黄其荣说,“我只知道车上拉的是饲料。” 
  “别的一点不知道?” 
  “一点不知道。” 
  黄其荣想了想,又补充说:“那天从包公墓里挖出了腌菜的陶罐,我一下明白了,猜想包先正瞒了我,包公的遗骨肯定也是被他拉回来的。” 
  程如峰越听越糊涂:“挖出陶罐,你怎么就可以肯定包公遗骨也是他拉的?” 
  黄其荣这才从头到尾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最后说道:“我当时就好奇地问他:‘腌多少菜,需要买这么多罐子?’他假装没听见,把那些罐子在车上放稳实后,就一声不吭地又上路了。回村后,我们就分了手,至于包公遗骨什么时候去埋的,我就一点不知道了。” 
  告别了黄其荣,程如峰又找到包先正家。接待他的,是包先正的儿子包训祥。一了解,才知道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的包先正,却出息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儿子。包训祥人挺斯文,还是大包村小学校的校长。 
  程如峰仔细打量包先正的家,发现这个家庭里虽有拿“薪水”的,在大包村算不上最差,却依然看得出,家徒四壁,几乎没有值钱的东西。 
  程如峰的目光忽然在墙边的一个碗橱上停住了。他发现,碗橱的木料是那样眼熟,分明就是盛包公遗骨的木棺匣子的材料。不错,就是用那些木棺匣子打造的。可以想象,包先正用那时农村常见的塑料袋把遗骨装好偷埋后,不舍得把木匣子丢了。打个碗橱能不能拿得出钱,还很难讲。当时买木材也还需要木材票,家里又正缺少一个碗橱。 
  不管什么原因,程如峰都感到惶惑。装过死人骨骸的木匣子,怎么可以用来打碗橱呢?这显然不是贫穷和不讲卫生可以解释的。或许,这倒更真实地让人体会到带有几分传奇色彩的包先正的性格。 
  程如峰看到和想到的这一切,是不便和包训祥谈起的。他极力想使自己的思绪从眼前移开。沉默了片刻,才问:“你爹走的时候是不是给你交代过什么话?” 
  包训祥略感意外,想了想说:“你指哪一方面。” 
  程如峰单刀直入:“老祖宗的遗骨,你爹到底埋在哪里?” 
  “迁安那天不是已经挖走了吗?”包训祥一脸的狐疑。 
  包训祥的回答和表情都大出程如峰的意外。他想,是不是因为自己是个陌生人,第一次见面就谈这么重要的事,对方在搪塞,不愿深谈?但是,凭他的经验,似又不像。因为那种狐疑的神色是十分真实的,不是一个农村小学教师能够表演出来的。 
  可是,程如峰依然不甘心。隔了片刻,他又换了一种问法:“除‘迁安’那天挖走的那些陶罐,老祖宗的一部分遗骨是不是还埋在了别的地方?” 
  包训祥无声地摇了摇头,把话岔走了。 
  就在包训祥随便的闲谈中,程如峰有了意外的新发现。他早听包训芝提起过,她的父亲——守护包公祠的最后一代“恩生”包先海,考虑到自己没有儿子,曾打算在大包村的亲房中间找一个后生做继子,好让“恩生”后继有人。原来包训芝说的这个“亲房中间的后生”,就是今天坐在面前的包训祥——包先正的儿子! 
  程如峰一下明白了许多。 
  难怪包遵元,难怪那个被称为“毛老爹”的包义旭,都是这么信赖包先正,那么放心地把偷葬老祖宗遗骨的大事交给包先正去办。这中间,原来还有着这么一层亲密的特殊关系。 
  走出包先正的家,程如峰对包先正临终时竟然没有向包训祥交代这件事,依然将信将疑。现在事情已经非常清楚,如果包先正撒手而去,连偷埋包公遗骨这样的事也不交代给自己的儿子,只能说明他对这个社会已经绝望。正如当年包公的遗骨由原葬墓偷移到迁葬墓,肯定是包氏后裔所为,但这种重要的事,偷葬者也没有告诉他的后人,以致包氏的子子孙孙竟无人知情,几百年来烧香磕头都拜错了坟头。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包训祥可能知道,或是大包村的某个人会知道,他们就是不愿说,因为作为包氏的后代子孙,他们有权利不让外人知道。 
  意识到这一层,程如峰对当年那个已经被埋在公路下面的真正的包公墓,作为包公三十三代孙的包义旭和三十四代孙的包遵元,竟然会一点不知情也产生了怀疑。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吗?真的只有那个守护墓田的外姓人夏广宏老人一人知道吗?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包义旭和包遵元比夏广宏知道得更清楚,只是不愿说出来,因为他们同样有权利不让外人知道。 
  从肥东大包村回到合肥城里,程如峰的心总算平静了许多。虽然被偷葬的包公的遗骨,以及包氏家族的遗骨都无法找回。在他去大包村进行墓址考察之前,他已经去找过省博物馆的吴兴汉了,已经把三十五块寄往北京鉴定用的包公的头骨和肱骨提前拿到手里,藏在了他卧室上了锁的箱子里。 
  这是仅存的包公的遗骨了! 
  这珍贵如国宝的包公的头骨和肱骨已存放在他家长达四年之久了呀! 
  有包公遗骨在,哪怕只有三十五块,包公墓就有了灵魂;重建中的包公墓就不会是“假古董”。 
  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六日,程如峰将精心保存下来的包公的三十五块遗骨,连同当年北京邮回时用的木盒子,一道献给了合肥筹建包公墓委员会。 
  解决包公遗骨的事才告一段落,程如峰就开始筹划寻找金丝楠木之事。 
  当年在清理出有包公遗骨和墓志的“一号墓”时,他曾注意到,墓棺的底板腐蚀极轻,所用的棺木是由一整块金丝楠木制作的。要恢复原有的规制,就必须找到这样的金丝楠木。 
  经过四处打听,程如峰得知,北京十三陵发掘时发现,地宫中的那两口金丝楠木棺材取自于云贵高原。但云贵离合肥太远,运输起来非常不方便。这以后,又有人说,福建省的漳州市也有这种高档木材,而且,合肥就有直达福建厦门的快车,大家一合计,就请筹委会的会计葛盛炎和建委的王元顺去漳州跑一趟。 
  葛、王二人辗转到了漳州,人家一听说是为包公墓的事专程来寻找金丝楠木的,别提多热情,都帮着到处寻找。最后在漳州市南靖县和溪乡,找到了山林承包主包浩源。 
  这事也真神了,他们一路找过去的这个包浩源,正是包公的后世子孙。包浩源一听说合肥为老祖宗修墓急需金丝楠木,二话没说,立即带人操家伙上山。他知道山上有这样的楠木,但长得不在一处,就带人满山上寻找。别提有多少困难,包浩源硬是披荆斩棘,领着大伙汗珠儿摔成八瓣,把二十二根宝贵无比的金丝楠木弄下了山。 
  葛盛炎和王元顺感动得不知说啥才好。 
  更叫二人感动的是,砍下的这二十二根金丝楠木,包浩源分文不要。他说:“算是无偿奉献。” 
  联系火车车皮时,又遇到了麻烦,正是福建省的水果季节,大批的水果需要运往各地。每逢这时候,一切货物都要给水果让路,这早已经成为当地一条雷打不动的规矩。 
  两人在货场里急得团团转,最后不得不斗胆去闯货运办公室。负责货运的同志一听说运的是金丝楠木,是包公家乡的人民修建包公墓等着要的,就把桌子一拍,发了话:“谁不知道包青天!既然是包公棺木急要的,那咱就叫其他的一切货物让路!”说罢,仍觉得不好意思,反倒埋怨二位,“你们怎么早不说清?” 
  金丝楠木从福建漳州运出之后,每到一站都备受照顾。铁路货运上的麻烦事历来不少,但这批特殊的“货物”,却一路绿灯。 
  一边是在想方设法地重建包公墓,一边却又将仅存于世的包公遗迹彻底地毁灭。这天,突然传来的一个消息,让程如峰简直不敢相信。 
  有人要把包公井填了! 
  包公井是合肥市今天惟一的一个包公的遗迹和历史的见证了。《庐州府志》和《合肥县志》都曾这样记载:距今九百多年前的一〇五三年,包公回到家乡担任庐州太守。他见学府中的学生吃水困难,就亲自安排人挖了这口深井。饮水思源,后来人们就把学府中的这口井称为“包公井”。一九四九年程如峰随部队进城时,最初就驻扎在学府西边百余米的一个祠堂里。那时他常过去散步。包公井附近的古迹还很多,不仅有凤凰池、状元桥、尊经阁、启圣祠,还有大成殿和明伦堂。后来城市不断改造,包公井一带古色古香的历代建筑,便陆陆续续在地球上消失了。这几年,他一心只放在包公墓的研究上,竟也把那口包公井遗忘了。 

  “难道我们非得把一座城市所有的历史遗迹都破坏殆尽才甘心吗?”程如峰心急如焚,忙赶往已经成了合肥四中的昔日学府。只见现场横七竖八地堆放着钢筋、木料、散砖、碎石,找了好半天,都没有看见石井栏。 
  他询问附近小屋里一位像是保管员的老人:“这一片有没有口井呀?” 
  老人说;“你问的是包公井?” 
  程如峰忙说:“是呀,是呀!” 
  老人指着大片堆积物中间的一张锈铁皮说:“那不是!” 
  程如峰走过去,拎起铁皮一角,使劲一掀,果然露出一口古井。俯视井底,虽然已经有九百多年的历史,却依然是井水如鉴。没等他说话,老人却开了腔:“领导上要填了它,这井就太可惜了!” 
  回来后,程如峰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抱着一线希望,他连夜给市委书记杨永良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上强调,由于年代的久远,包公遗迹遗物已几尽毁灭,惟独包公井幸存至今,弥足珍贵。他还指出,“如将包公井抢救下来,势必会给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增加光彩,对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旅游事业的发展,都将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为说明包公井的历史悠久,他还特地把《嘉庆合肥县志·学宫图》也随信附上。 
  为赢得社会舆论的支持,他又在《合肥晚报》上写了篇《抢救包公井》的文章,大声疾呼。 
  但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后来,我们在程如峰提供的材料上,看到了市局两级领导的有关批文。 
  市委书记没有明确的态度,不置可否地把信批给了建委主任厉德才,让厉“组织有关方面研究反映的问题,如有价值提出保护方案”。 
  我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如此珍贵的文物,对于合肥,对于国人,有没有价值,好像不应有疑问吧? 
  建委主任显然认为不需要“组织有关方面研究”,明确批道:“此处规划一幢五层楼,已无法再变动。古井保护,只有等今后选择适当地点恢复。” 
  为什么填包公井的“规划”“已无法再变动”,没作任何说明。提出的“古井保护”的办法,居然是“今后选择适当地点恢复”。所谓“恢复”,其实就是别处再挖一个井。 
  后来,包公井被合肥四中的一幢宿舍楼埋掉了。校园里确实又挖了口井,并被冠之为“包公井”。只是,假如把北京的天安门搬到上海的浦东去,不知道还叫不叫“天安门”。 
  一个富有包公精神内涵,历经了千年的风风雨雨,好不容易才保存下来,并且是不可再造的稀世珍宝——包公井,就这样,从人们的视线中永远地消失了。 
  它消失在一九八六年。 
  那早已不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那已经是改革开放的今天,它依然消失了。 
  重建的包公墓,历时两年,终于在公元一九八七年十月一日竣工剪彩,正式对外开放了。 
  剪彩的那天,像过大年一样,墓园内外,人山人海,万头攒动。台湾同胞,海外侨胞,不远千里万里,纷纷闻风而至。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有一位老人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包公二十九世孙、世界船王包玉刚。他特地携眷从香港乘专机来合肥谒祖,同时参加包公墓的落成典礼。 
  包氏家族最后一个“恩生”的女儿包训芝和肥东县文集乡大包村村长包先长,都被安排在墓园工作。这天,他们特别兴奋,忙前忙后迎接着八方来宾。 
  重建的包孝肃墓园,古木参天,浓阴匝地,赭色的墙壁、黛色的墙头,配以古朴的飞檐翘角和雄伟挺拔的抱柱,一切都于静谧中透着肃穆。 
  整个墓园由主墓区、附墓区组成,占地三公顷,由西向东展开,依次建有石阙、神门、石象生、享堂、墓冢等,规制甚为壮观。祭祀包公的高大享堂,是一座十分典雅的“歇山顶”仿宋建筑。内有二十根丹红涂漆整木大柱支撑梁枋,上悬巨匾三块。当代书画名家赵朴初、刘海粟、刘炳森分别书有:“清正廉明”、“正气凛然”、“为政者师”十二个镏金大字。 
  出附墓区,拾级而下,就可以直接走进包公的墓室。墓道两侧,有仿宋古灯导引。到达“地宫”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方巨石端放在墓道的正中,这就是惊动中外的包拯墓志铭。志石之后,便是金丝楠木棺,仅存于世的三十五块包公的遗骨,被安放在楠木棺中。 
  安徽教育学院吴孟复和安徽大学李汉秋两位教授,专门撰写了《重建包公墓记》: 
  一九八七年十月,合肥市人民政府迁葬乡贤包公于城南,此处前眺蜀山,后带包河,四周柳色,十里荷香。寒泉秋菊播廉吏之清芬,朗月光风增庐阳之名胜。 
  包公名拯,字希仁,谥曰孝肃,北宋真宗咸平二年(九九九)生于庐州合肥,即今市属肥东县之包村。二十八岁后从政卅多载,清正廉洁不贪财贿,明断曲直昭雪冤狱,铁面无私不徇人情,立朝刚毅不畏权贵,生时已有民谚赞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自后千年,以清官楷模,演为说部,播之弦管,情节虽多出增益,实亦其精神之发扬光大耳。名垂宇宙,气壮山河,是岂偶然哉? 
  公以北宋仁宗嘉七年(一〇六二)五月,病逝汴京(今开封),吴奎《墓志铭》言以次年八月归葬合肥,其即今郊之大兴集。人民建国之初,政府即勤加保护,后以十年动乱,移葬肥东之龙山。现以龙山地远,不便瞻谒,改葬包河之南。凡所建造,皆仿宋制,墓室之外,益以享堂石阙,一一准之宋人《营造法式》。经始于一九八五年秋,完工于一九八七年秋,乃于是年九月二十六日迁包公遗骨奉安于斯。十月一日隆重举行落成典礼,省市领导暨公第二十九代孙包玉刚为墓图揭幕。各界代表瞻仰高风,油然生敬,穆然深思,励志激浊扬清,振兴中华云耳。 
  这篇《重建包公墓记》,其实有两处是值得推敲的。一是包公“从政”时间并非“二十八岁后”“卅多载”,准确地说,应为“三十八岁后从政二十七载”。因为包公进士及第后,朝廷先后分配他任建昌知县及和州税监,但他辞官不做,留在家中赡养父母,直到父母双亡守孝期满,已接近“不惑”之年了。二是“迁包公遗骨奉安于斯”的时间,应是一九八六年四月四日,农历清明节的前一天,这是合肥市委、市政府在肥东大包村龙山隆重召开“迁安仪式”的日子,怎么变成了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六日?显然是在回避一段隐情。两位撰稿的教授未必知情,而知情者又实在不便明说。所以,这篇《重建包公墓记》最终并没竖之于墓园,只是作为一份一般性的文字资料,后来被收入了《包拯集校注》,算是对二位教授有了个交代。 
  就在包公墓园对外开放不久,有几件事是不可不提的:一是合肥市包公研究会正式成立。二是程如峰笔耕多年、长达十三万字的《包公传》,可以说是中国第一部真实记述包公一生的纪实作品,终于拿出了成稿。 
  还有一事不得不提,这就是,在巨大的“覆斗形”的包公坟茔中,程如峰和张林他们埋进去的,是从大包村挖出的那十一只陶罐,和准备盛放遗骨的那十一口石棺。 
  那十一只陶罐,当然是空的。 
  那十一口石棺,也只能是空的。 
  被掩埋的,显然是一段永远不打算向外界张扬的,充满着痛楚、困惑而又无奈的故事。

    (原载《当代》)